（汪洋/摄）

付燕君，1962年1月生于北京。1978年9月，进入北京市服务学校烹饪专业学习。1980年10月，进入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制作部工作，先后担任生产制作部厨师、讲师、主任、总管。2007年4月，成为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行政副总厨师长。2016年12月，成为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行政总厨师长。

在国有餐馆工作一个半月后，付燕君在1980年就“跳槽”到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从生产车间的“大师傅”做到如今的行政总厨师长。当年梦想给科学家做饭的他，没想到如今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吃到自己做的航空餐；当年在北京航食第一次看到香港电影里才有的洗碗机、抽油烟机等深受震撼的他，没想到现在可以通过视频系统与世界各地的航空配餐专家交流、切磋。他说，他报考厨师的那一天，怎么也没想到，现在的日子这样精彩！

父亲是眼科医生，母亲是水利工程师，1978年初中毕业的付燕君成绩优异，接下来的故事似乎应该是一个年轻人考上大学、受企业重用，最终走上领导岗位。

然而，这并不是付燕君的人生轨迹。1978年，他报考了一所中专的烹饪专业，毕业后参加工作。在国有餐馆工作一个半月后，他“跳槽”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从生产车间的“大师傅”做到如今的行政总厨师长。

“上世纪80年代，航空餐食中出现了澳大利亚大龙虾、新西兰羊排、挪威三文鱼，当年这些罕见的食材如今大家都已经不陌生了。上世纪90年代，我们只为航空公司提供一本餐谱选餐，现在光餐谱就有几十本。我们曾以为自己的公司会永远一枝独秀，结果现在竞争激烈，保持领先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社会发展变化太快了，我现在不去设想未来，因为总觉得无法想象。”付燕君说。

 

去“香港电影”里上班

1977年10月，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国人才培养重新步入健康发展轨道。与此同时，中等专业学校也恢复了招生。

第二年，付燕君参加中考。在北京市重点中学广渠门中学就读的他，报考了当时的北京市服务学校，第一志愿是烹饪专业。看到他填报的中等专业学校，班主任李雅东着急了，专门把他叫到一边：“你是不是有什么想不开啊？”

老师哪里知道，16岁的付燕君着急减轻家里负担，想赶紧参加工作。付燕君家兄弟4人，他排行第二。父亲身体不太好，父母的固定工资用来给父亲治病和支付一家人的日常开销就捉襟见肘了。大哥主动插队去了，付燕君作为当时家里最大的孩子，要为父母考虑。

除此之外，他选烹饪专业的理由还有三个：一是喜欢，二是学烹饪以后就不会饿肚子，三是想给科学家做饭。付燕君喜欢看报纸、听广播，在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媒体都在宣传科学家的感人事迹，而这些故事往往都有一个不太美好的结局——科学家的身体被拖垮了。于是，他暗下决心：当不了科学家，给他们做饭也不错！

1980年7月底，毕业后的付燕君被分配到位于北京东单附近的涉外餐馆蜀香餐馆工作。10时上班，付燕君往往不到9时就去餐馆后厨生火、把肉洗净切好，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勤快的小伙子。但一个月后，付燕君的父母就建议他换工作。因为付燕君人缘好，同学去东单玩，都爱去餐馆找他，父母觉得会影响他工作。付燕君嘴上答应着爸妈，实际上并没有动换工作的念头。他觉得单位离家近，再也不用为衣食担忧，日子已经很好了。

同年9月初的一天，付燕君在家倒休。父亲对他说：“机场那边新成立了一家航空食品公司，想不想去那里工作，我们一起去看看？”付燕君其实还是没动“跳槽”的念头，只不过想着自己没见过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去参观一下也不错，就跟着父亲出门了。坐30分钟106路公交车到东四的机场大巴站，再坐上去机场的绿皮大巴，付燕君在车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中间睁眼一看，车还在开，他嘀咕了一句：“怎么还没到啊？”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说：“才坐了不到一个小时，别着急。”付燕君就又睡着了。等再次醒来，他发现这地方两边有军人站岗，社会车辆、自行车都不允许进入。遥远、神秘，这就是民航留给付燕君的第一印象。

在北京航食的生产车间，付燕君首先想到了香港电影。“香港电影的场景在生活中出现了”，这次参观带给付燕君的冲击用“震撼”二字来形容绝不为过。生产车间里用的是不锈钢灶台、抽油烟机、液化石油气，屋顶上的大灯明晃晃的，地板都是用高压水枪来冲洗，居然还有洗碗机。这些以前只在香港电影里见过的东西，突然出现在他身边，付燕君一下子就觉得，上班再远，他也愿意来！

 

在偏僻的角落与世界接轨

1980年10月4日，付燕君开始在北京航食打卡上班。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打卡，在当时，大多数人甚至都还没有听说过“打卡”这个词。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是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外审字（1980）中外合资企业001号，成立于1980年5月，是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和以香港伍沾德先生为代表的香港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当时，香港还是外方。两年后，邓小平才第一次与撒切尔夫人讨论了香港问题。合资后，北京航食生产设备多为进口，外方派来了大量的工作人员，车间操作按照作业指导书进行，进货、验货、产品质量都按照工作流程规范严格把关。在日常管理上，北京航食也都按照外方要求进行。

初到北京航食，付燕君觉得处处都是新奇事儿。上班要打卡，公司免费为员工提供一天三餐，晚上加班的员工还有夜宵；每个月除了工资之外还发奖金，年底公司会根据盈利情况发年终奖。在其他同学每个月只拿31元固定工资时，付燕君1981年的月工资已经是42元，而且每个月几乎都能得到5元的二等奖奖金。1981年底，他拿了84元年终奖。当时，一个馒头售价5分，一斤猪肉售价9毛，一瓶茅台酒售价8元。

在同学聚会上，有人很惊讶付燕君从涉外餐馆离开，问他去了哪里。他知道大家对航空餐食很陌生，于是就说“在机场工作”，结果还引起了误会。“去鸡场干什么？是不是买鸡蛋便宜？”同学打趣儿地说。付燕君简单给同学解释了一番，心里美滋滋地，“我们单位好着呢”。

当时的付燕君，英语不好，对许多食材也不熟悉，但他肯学，主动和外方同事接触。德国同事不会讲普通话，香港同事也不知道有些词用普通话怎么表达，就生硬地翻译英语单词。例如，他第一次听说“士多房”，想了好久也没明白，还是旁边英语好的同事先反应过来了,是库房，英语单词“storeroom”。这样沟通，不仅没给双方交流带来困难，反而让这群年轻人很快打成一片。付燕君的英语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尽管开口说英语对他来说依然是难事儿，但听英语已经不成问题了。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三文鱼是可以生吃的、做牛扒要讲究部位、有一种饮料包装叫易拉罐的上世纪80年代，付燕君已经在为航班上的旅客提供这些餐食。多家外国航空公司也成为北京航食的客户。付燕君很骄傲，虽然没有给科学家做饭，但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吃到他做的餐食了。

 

最累的时候收获最大

1987年，北京航食的双方股东签订了合资期限为15年的协议，于1988年顺利开启二期合作。在这一年里，付燕君结婚了，随后又升职成为北京航食生产部热厨房的主任，负责日均7200份热餐的配餐，而这一数据在1980年底仅为1300份。

工作走上上坡路，家庭生活也越来越圆满。1989年，付燕君的儿子出生了，付燕君一下子感受到了来自家庭的责任和重担。

“压力大了，反而工作劲头更足了，北京航食越来越好，我的日子才能越来越好”。付燕君的努力得到了认可。1995年，33岁的付燕君成为北京航食行政总厨。他至今还记得，当电视台记者采访他时，问道：“您觉得在合资企业工作受剥削吗？”他表面上一板一眼地答了“公司制度合理、管理规范”之类的话，心里却在想：在北京航食工作，有付出就有回报，公平得很呢。

1996年，付燕君赶上单位的福利分房，搬到了机场附近67平方米的两居室居住。离市区远了，妻子上班、孩子上学都不方便。“不买车不行了”。付燕君把家里所有的存款拿出来，不到5万元，然后又东拼西凑，借来4万元，买了一辆夏利车。但是付燕君却高兴不起来，“4万元，什么时候才能还清啊”。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北京航食与世界餐饮业的交往更加频繁。1996年，付燕君作为行政总厨参加了在美国举办的世界航空食品交流活动。这是他第一次出国。从食材、餐谱到工作人员，北京航食一直都是国际化的，所以付燕君对出国并无太多向往。可妻子还是觉得出国是一件大事，一定要好好准备，硬把他拽到当时北京最高级的百货商场——燕莎商城，买了“花花公子”牌衬衣和T恤。此次美国之行，进一步增强了付燕君对北京航食餐食水平的自信心。“在见到世界各国的航空餐食后，我发现我们的餐食是一流的。食材全球采购，餐谱品种多样，中餐、法餐、日餐等各国特色菜制作精良，摆盘设计也非常漂亮”。付燕君告诉记者，他没想到美国衣服卖得很便宜，早知道就不在出国前专门去买衣服了。“当时，我们其实还是不够了解国外，哪像现在，国外的情况大家都清楚得很”。

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在单位也是中流砥柱，付燕君觉得日子很辛苦，但也正是在中年，他升职、换房、买车。“刚参加工作时，哪里想到过自己有一天能买车啊”。

 

难改直性子

男同事大多觉得付燕君是“人生赢家”，虽然学历不高，但在北京航食行政总厨职位上干了20多年。要知道，餐饮界也像时尚界一样追随潮流，每隔几年换一名行政总厨是常事。女同事倒是很羡慕他的妻子，“嫂子在家真享福，做饭、打扫卫生等家务活儿都是付总的事”。付燕君听到这类议论，有点不好意思，却还继续做了补充：“现在下班了还爱带小孙女。”

他说话声音不大，随时笑眯眯的，笑起来脸上的酒窝很明显。这样的人，仿佛永远不会发火。付燕君的同事告诉记者，付燕君发火绝对是小概率事件，但他一旦生气了，训起人来很是厉害。例如，北京航食要求员工定时洗手消毒，并用专用试纸进行抽查。为了保证食品安全，付燕君一天多次严格检查，监督员工是不是按规操作，在工作标准上从不打折扣。他发现问题从不手软，批评起人来也不留情面。

付燕君年轻时说话就不会拐弯抹角，“想着老了，该平和点了吧，可遇到事儿还是着急，会特别直接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不管是对上级还是对下属，付燕君有什么话绝不藏着掖着，直来直去。这样的性格，反而让同事们对他评价极高，觉得他做事光明磊落。

付燕君知道，北京航食发展到今天不容易。“在2000年以后，市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成立了不少航空配餐公司，北京就有3家，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北京航食在进步，其他的航空配餐企业也在进步，“我们可不敢有丝毫懈怠”。

如今的北京航食，日均配餐达10万份，拥有全自动米饭生产线、高压平煎锅、德国洗碗机等一系列先进设备，公司还建立了集产品研发、烹饪实践和厨艺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航空食品研发培训厨房。“通过研发培训教室的视频系统，我们能够在研发餐食的同时，随时与世界各地的航空配餐专家进行交流、探讨，现场切磋，这在原来是想都不敢想的。”付燕君表示。

他说，未来航食会怎么样、自己的生活会怎么样，他都不去设想，“因为根本就没法想象，我报考厨师的那一天，怎么也没想到，现在的日子是这样精彩的”。（《中国民航报》、中国民航网 记者陈嘉佳）

 

在北京航食港方代表伍沾德的倡议下，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1996年成立了烘焙业公会，右一为付燕君。

1985年6月4日付燕君在北京航食生产加工间留影。他的身后是一台大冰柜，这样的设施设备在当时已经非常先进。

1995年付燕君（右一）到北京航食德籍厨师家里为其庆生。作为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食拥有一支来自多个国家的厨师团队。

1999年5月，付燕君团队代表北京航食赴广州参加全国烘焙比赛。当时参赛的企业包括五星级酒店、专业西点坊等，北京航食的一款西点获得了全国二等奖。图为付燕君（左一）及其团队在赛场与美国烘焙专家合影。

2008年，付燕君（前排右起五）和同事来到香港汉莎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参观交流。北京航食不断与其他航食企业交流学习，不断发展壮大，才有了如今的成绩。

付燕君的女同事都很羡慕他的妻子，因为做饭、打扫卫生等家务活儿都是付燕君的事儿，他下班了还很爱带小孙女。图为2014年付燕君全家福。

栏目题字：李石文 题诗：孟进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付燕君提供

本文刊登于《中国民航报》7月16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