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介祥，1945年生，东航退役飞行员。1961年7月，进入长春空军第一预备学校；1965年底，进入中国民航高级航校；1967年10月，进入民航上海管理局第五飞行大队；1971年1月，调入北京管理局第一飞行总队；1979年11月～1984年，在上海5703厂工作；1984年在上海管理局航行管理处工作；1987年，回到第五飞行大队恢复飞行；自1988年6月起，作为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上海飞行部飞行员飞行；2005年，光荣退休。1998年9月10日，倪介祥机组在飞机前起落架放不下来的情况下，在虹桥机场成功迫降，创造了中国民航史上的奇迹。该事件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紧急迫降》。
辛苦遭逢几度春？
临危不惧更无伦。
不求头顶光环戴，
淡淡平平乃是真。
题诗：孟进
（贾首峰/摄）
时光如白驹过隙。当再次见到倪介祥机长时，距离那次惊心动魄的迫降竟然已经快20年了！
在上海西区的一栋高层公寓里，倪介祥和他的爱人一起安度晚年。由于爱人身患各种病症，行走不便，眼睛也看不清东西，家里的一切家务、对病人的照料全部落在了他的身上，操纵了几十年大飞机的双手接过了家庭重担。
二十载光阴，弹指一挥间。虽然B-2173号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紧急迫降时溅起的火星早已熄灭，但那火星迸发出的热能和刺眼的强光却始终在眼前闪亮。有人说，时光之水可以冲淡一切。然而，“9·10”迫降留下的震撼和记忆牢固而永恒。让我们再次跟随倪介祥，穿越他几十年漫长的人生隧道——
【穷人孩子早当家】
京剧《红灯记》里有一句著名的唱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倪介祥喜欢用这句唱词来概括自己的童年。他的老家在江苏南通启东的一个农村集镇，家里兄妹7人，父亲一天到晚忙于商店的工作，母亲则起早贪黑地在农田中辛苦劳作。因此，几乎所有的家务都交给了这个年仅10岁的长子。
倪介祥每天放学回家，不能做功课，不能玩耍，而是要面对本不该由这个年龄的孩子做的家务：烧水、烧饭、喂鸡、喂羊、清扫院子，再给5个弟弟洗澡……忙完这些已是21时。
然而，在倪介祥羸弱的肩膀上还压着一副更沉重的担子，那就是学业。当时，街坊邻居的孩子都认为倪家老大不可能考上中学，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见倪介祥在门口做过功课。其实，倪介祥知道自己回家后没有时间做功课，作业在课间休息时就做好了，而该背诵的课文则利用烧早饭的时间来背诵。他明白，读书可能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最后，倪介祥成为街坊邻居中考取县里最好中学的唯一学子。
回忆起童年的这段往事，倪介祥说，吃苦和享福是相对的。“艰苦的童年对以后的人生非常有益，它教会了我独立、勇敢地面对各种困难和挫折”。
1961年中学毕业前夕，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摆在了倪介祥面前。那年，适逢空军来南通招飞，倪介祥不顾母亲的劝说和反对，毅然报名要求参军。
母亲几乎是央求儿子：不要去，太危险了，还记得那架落下来的飞机吗？原来，两年前有一架空军的飞机紧急迫降在村前的河里，飞行员受了伤，还伤着了两位村民。
母亲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祖国的召唤和对飞行员这一神秘、崇高职业的向往使倪介祥做通了母亲的思想工作。当部队招兵干部来家里征求意见时，母亲也不表示反对了。6月28日，倪介祥接到了长春空军第一预备学校的录取书。
【历寒梅花分外香】
日子总是像从指尖流过的细沙，在不经意间悄然滑落。欢乐也好，忧伤也罢，都会在似水流年的荡涤下悄悄消逝。但总有几个日子，就像嵌入指甲缝的那几粒细沙，在记忆深处历久弥新。
1965年底，倪介祥进入位于四川广汉的中国民航高级航校学习。经过几年的艰苦锻炼，1967年10月，倪介祥从航校毕业，被分配到位于上海的民航第五飞行大队。图为1966年在中国民航高级航校学习时的倪介祥。
倪介祥说，他好像与12特别有缘。1961年7月12日，他来到长春空军第一预备学校，接受了一个月的军事队列训练；同年8月12日，到吉林省白城市滑翔机俱乐部学习了3个月的滑翔机；1962年3月12日，开始到河南省汤阴县陆军部队进行体能、毅力训练。直到1965年底，倪介祥才进入了位于四川广汉的中国民航高级航校。
经过部队3年多的艰苦锻炼，倪介祥感悟到：人就像一块钢铁，必须经过几番淬火和反复敲打才能坚硬无比，磨炼出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倪介祥在怀念军营生活时的神情，有点儿像成年人怀念纯真的童年。他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有过辉煌和壮举，也有过磨难和挫折。作为一名在蓝天上翱翔了近40个春秋的飞行员，他除了多次穿越飞行航路中的雷区外，也穿越过横亘在人生征途上各种凶险的“雷区”。
1967年10月，倪介祥从航校毕业，被分配到位于上海的民航第五飞行大队。从此，他的命运就与中国民航的发展、改革和腾飞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
1971年1月，由于北京的第一飞行总队缺少伊尔-18机长，倪介祥被调到北京工作。当年倪介祥只有26岁，是第一飞行总队最年轻的机长。后来，他又改装了波音707，飞北京—巴基斯坦卡拉奇—法国巴黎、北京—伊朗德黑兰—阿尔巴尼亚地拉那等航线，也飞各种专机。1978年，邓颖超同志访问伊朗，倪介祥（后排左一）是专机组成员。
他飞的第一个机型是伊尔-14。不到两年，他就成长为机长。1971年1月，由于北京的第一飞行总队缺少伊尔-18机长，倪介祥被调到北京工作。当年倪介祥只有26岁，是第一飞行总队最年轻的机长。后来，他又改装了波音707，飞北京—巴基斯坦卡拉奇—法国巴黎、北京—伊朗德黑兰—阿尔巴尼亚地拉那等航线，也飞各种专机。1978年，邓颖超同志访问伊朗，他是专机组成员。
1979年，倪介祥被调回上海。种种原因使他被折腾了5年才重新回归自己喜爱的飞行事业。自1984年起，倪介祥先后改装了BAe-146和MD-11，最后执飞MD-11直到退休。可以说，假如不是“9·10”迫降把他推到世人面前，他或许会像绝大多数飞行员那样，把个人的辉煌融入蓝天，不带走一片云彩。
一个从不想成为英雄的人却在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然而，这瞬间的闪光绝非可以轻描淡写地用“幸运”一词以蔽之，这是几十年能量积聚、沉淀后的集中释放。
1998年9月10日晚上,倪介祥机组在前起落架放不下来的情况下，在虹桥机场成功迫降，创造了中国民航史上的奇迹。图为成功迫降后的飞机。
1998年9月10日，倪介祥驾驶一架编号为B-2173的MD-11客机从上海飞往北京。在起飞后不久，他发现飞机起落架发生故障，考虑返航。在机组成员和地面人员的共同协作下，该飞机成功迫降。图为“9·10”迫降成功后，在民航表彰大会上，乘务员给倪介祥戴上大红花。
【重温惊心动魄夜】
让我们回到1998年9月10日。当天晚上，东航一架编号为B-2173的MD-11客机执飞MU586航班，从上海飞往北京。飞机起飞后不久，机长倪介祥马上发现情况有些不对。
按照程序要求，在飞机离地后，机组要做的第一个动作是收起落架。但倪介祥完成这个程序后发现起落架的红色警告灯没有熄灭。倪介祥判断，可能是前起落架没有收好。这时，他首先考虑的是返航。
由于不知道前起落架的状态，机组与塔台联系后请求进行一次通场，请地面人员看看起落架放出来没有。300米高度通场，地面人员没有看清；再来一次30米超低空通场，这次看清了：前起落架没有放出来！
在地面指挥室内，几种方案正在迅速地拟订中。迫降之前，机组又采取了3项辅助措施：做45度大幅度盘旋，交叉关1号、3号液压放轮和落地“震轮”。但这些措施均未奏效，看来只有最后一招了——跑道迫降。
倪介祥说：“在完成所有应急放轮程序，也就是该用的招数都用完后，我的头脑里确实闪过‘万一’的念头：老婆身体不好，孩子还没有工作……但仅仅是一闪念，这种情绪稍纵即逝。因为在万分危急的时刻，我是机舱里的主心骨，不能乱。只有保持高度镇静，将一切处置得当，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
此时，虹桥机场已停满了消防车、救护车。
在现场的上海市领导、东航领导焦急地仰望天空。
在民航总局的值班室里，几位总局领导的心都悬在了嗓子眼。
停机坪一侧站满了民航员工和家属，他们流着泪在心中默默祈祷。
飞机还剩4吨油，倪介祥从容不迫、细致周密地布置完迫降时需要做的一切准备工作，还特意关照机组成员用一下洗手间，以防迫降后受伤。
只有2吨油了！他向塔台呼叫：“我必须马上落地！”
地面人员发出指令：“同意落地！”飞机切入五边，此时时针指向11时05分，生与死的严峻时刻到来了。
倪介祥提前制订了三项迫降预案：一是机身不能侧，要正对跑道；二是主轮在落地时要尽量与跑道面平稳相切；三是机头在下放时要尽量带杆压住，让它缓慢下放。
在迫降时，飞机所有姿态正如倪介祥预料的那样，不，应该是比预料的更好。失去“前蹄”的巨大机头在轻轻接地后溅起团团火星，飞机又平稳地滑行了700米，然后十分“驯服”地停在了堆积着大量泡沫的跑道上……
地面人员欢呼着向飞机跑来，乘务员放下紧急滑梯疏散旅客。而倪介祥与平时飞行一样，直到关车，所有的操作程序一个不落，并且不忘将飞机彻底断电，以确保安全。
他最后一个跳下飞机，平静地登上跑道边的面包车。
在这令人永生难忘的时刻，我们看到了崇高心灵的闪光。
当天晚上，倪介祥回到家，换掉湿漉漉的衣服，洗完澡倒头便睡。第二天一早，他又赶到飞行部正常上班了。
【守住原则保安全】
一位机长曾经这样说过：其实天下并没有什么大事，有的只是小事。一件件小事累积起来就成了大事。任何大成就或者大灾难都是累积的结果。
倪介祥能够临危不惧、迫降成功，就是他平日里一件件习惯性小事累积而成的。他对工作的认真细致，对运行手册的严格遵守，在上海飞行部是出了名的。每次飞行前，尽管机务人员已经检查过飞机，倪介祥还会再检查一遍。有一次飞行，年轻的副驾驶检查完飞机后向他报告：一切正常。但倪介祥再检查一遍，发现升降舵和副翼的锁定装置处于脱开状态，于是严厉批评了副驾驶。
还有一次飞机满载，在落地时一位副驾驶想练练手，由他来操作，但当即就被倪介祥拒绝。根据规定，客机在满载时必须由机长操作。这位副驾驶当时还带有情绪。但几年后，这位副驾驶成为机长，专门前来感谢倪介祥：“我放单飞了，多亏你平时对我的严格要求。”
同事们都说，与倪介祥一起飞，千万不要提非分的要求，他一定会说“按运行手册做”。
不但上海飞行部的同事深知这一点，就连偶尔登上倪介祥航班的美国航空公司的几位机长也领教过他的“威严”。那是2001年8月，倪介祥执飞MU584航班从美国洛杉矶回国。飞行前，乘务长告诉倪介祥，说美国航空公司的几位机长提出要在飞机起飞降落时进入驾驶舱察看。
“在没有接到本公司通知的情况下，除了中国民航局和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工作人员可以登机检查外，其他旅客都无权进入驾驶舱”。倪介祥的答复无可挑剔，坐在公务舱第一排座位上的美国航空公司的机长们脸色有些难看。
飞机起飞几小时后，公务舱里出现了一位毒瘾大发的旅客。他一会儿脱衣服，一会儿向乘务员要海洛因，一会儿竟要打开舱门……
“立即准备备降！”倪介祥当即宣布。因为该旅客的行为已经对飞行安全构成威胁，而且飞机还在美国境内，再往前飞就到了第三国领空，处置起来更为复杂。
飞机安全地备降在美国安克雷奇机场。在机场人员将吸毒者带下飞机后，MU584航班继续飞行。
处置果断！返程前，吃过倪介祥“闭门羹”的美国航空公司的几位机长，对这位原则性极强但能灵活处置特殊情况的同行大加赞赏。
【平平淡淡才是真】
“9·10”迫降后，倪介祥成了名人，到哪儿人们都能认出这位英雄机长。有一次他在美国超市购物，收银员看到会员卡上倪介祥的名字后，马上向他比画：“Landing gear!Landing gear!（起落架！起落架！）”倪介祥只是谦虚地答道：“Yes，I am a pilot.（我是一名飞行员。）”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一向谦逊、低调的倪介祥并不想张扬此事。他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好的工作。
迫降成功后，倪介祥回家看望父母，他在父母面前只字未提迫降之事，父母也始终没有提到这个话题。
倪介祥依然是过去的倪介祥。他说：“我不喜欢背包袱，无论好的事情还是坏的事情，什么事都要放得下。”他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平平淡淡才是真。
2005年，倪介祥光荣退休，成为一名全职的“家庭主夫”，照顾生病的妻子，打理所有家务。图为倪介祥飞完最后一个航班回家，在小区门口接受记者采访。（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倪介祥提供）
2005年，他光荣退休了，成为一名全职的“家庭主夫”，照顾生病的妻子，打理所有家务。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民航，没有忘记飞行。民航的每一步发展，他都会由衷地喜悦；飞行的每一次事故差错，他都会与其他退休飞行员一起讨论，分析原因。他感叹地说，过去有时要一周甚至两周才能飞一个航班，而现在的飞行员每周都要飞好多班！
第一次采访倪介祥，给记者印象最深的是，他像是桌上的一碗水——波澜不惊，平静异常。可记者在第二次采访后发现，平静的水面下蕴藏着的是机长丰富的内心世界。(《中国民航报》、中国民航网 记者孟进)
感恩岁月
我所做的一切应当归功于党和人民几十年的培养。“9·10”迫降的成功离不开我的机组成员严宝弟、赵永亮、鲁舸，以及当时无数地面人员的共同协作。
——倪介祥
本文刊载于《中国民航报》6月18日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