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很清楚，我是1992年11月16日参加工作的。最开始是在齐齐哈尔机场工作，一直到2009年大庆机场通航，我才调过来。这么多年我都是在支线机场工作，最早的时候支线机场是不考虑效益的，都是由国家给予补贴，之后慢慢进入市场。可以说我见证了这些年民航支线机场的快速发展。
刚到齐齐哈尔机场的时候，航班量非常少，每周只有周二和周五两天有航班，是飞广州和上海的。但随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暴发，齐齐哈尔这座重工业城市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机场效益开始下滑。我被分流到民航大厦工作，直到2003年才又回到齐齐哈尔机场，在安检站工作。
吴晓夏
那会儿当地的民航市场算是买方市场，说白了就是得求人家坐飞机，一般黄金周的时候航班才能坐满。刚到齐齐哈尔机场安检站上岗的时候，还挺新鲜，劲头十足地检查了20多位旅客后，我就纳闷儿怎么没有旅客了，这时听旁边的安检员说“完事儿”了。当时受当地经济影响，机场效益非常差。
2009年8月18日，为了筹备大庆机场开航运营，我来到大庆机场安检站。在这里，我见到以前从没接触过的行李安检分层管理系统。以往我们都是一人一台机器查看一条行李安检通道的X光机图像，而大庆机场是所有X光机都在外面，只需要一名看机员在房间里查看X光机图像，遇到有问题的箱包，只需要暂停对应通道的传送带，对箱包进行开包检查即可。后来我去首都机场T3航站楼参观那里的行李安检系统，一下子就傻眼了，近百台机器比大庆机场更加复杂和智能化，给我的印象也特别深。
在我10多年的安检工作生涯中，有一件事印象最深。那是2012年7月25日，我在新闻上看到某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因为机上冒烟，起飞后仅7分钟就返航杭州萧山机场。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第一反应是这会不会是锂电池造成的，于是急忙从宿舍往航站楼跑。为什么？这个航班是从大庆机场起飞前往广州的，中间在杭州萧山机场经停。我记不得自己是怎么跑到候机楼的，太紧张了，深一脚浅一脚的。到了之后赶紧领着分队长把这架航班所有的过检图像都调出来，一张张回看。
那时候民航对锂电池和充电宝的运输要求不像现在这么严格，但我还是担心是这些东西造成的冒烟。全都检查一遍后，我们并没有发现可疑物品，只好原地等待新的消息。很快，新闻说明是飞机空调系统的问题，这就和我们安检没什么关系了。我当下可以说有一种虚脱的感觉，吓得够呛。
不过，在安检工作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民航对安全的重视。第一是规章制度的建立，不管是安检员职业等级的完善还是政策性文件的出台，都是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完整，越来越成体系。从“限液令”到限制火种，再到限制锂电池和充电宝，民航安全检查的规定愈发严格，可以说是“只有往上加，没有往下拿”。第二是不计成本的安全投入。对民航而言，安全是“1”，其他是“0”，没有安全，一切都是空谈。
现在民航安检也越来越智能化，虽然看似解放了劳动力，但其实对人员的要求也更高了。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验身份证。一代身份证是验相交线、断线，二代身份证是用机器读取进行验证，效率确实提升了，大家感觉也挺好。但问题来了，安检员把注意力都集中到机器上了，别的也不看了，在这个过程中就可能出现冒用身份证的问题。所以设备和人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完全依赖于任何一方。如果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机器身上，肯定是要栽大跟头的。只有人机双管齐下、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也许50年后的安检发展程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先进，但有一点要永远记住，人力是不可能被剥离的，而且还会更加强调对人的管理。机器由人操纵，故障由人修理，我们甚至要比以前付出10倍的努力去学习使用机器。就像牵马要抓住缰绳，如果连缰绳都抓不住，怎么知道马要往哪儿跑？
虽然我在2018年离开了安检岗位，但机场的每个岗位其实都在安全的生命线上，这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大庆机场综合办公室主任吴晓夏口述，本报记者李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