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很自信的人，认准一个目标后不仅会努力实现它，还会把事情做得很好；他是一个很细致的人，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都会考虑得很全面，让更多人感觉妥帖；他是一个挚爱飞行的人，这份情感从39年前开始绵延至今，已经融入血液、变成信仰。他是——

(唐一凡/摄)

对李勇军来说，他的两大人生转折点都发生在30多年前。1979年，他从一个梦想开车的湘伢子变成一名军校飞行学员。1982年，他未能如愿驾驶大飞机，而是留校当了一名飞行教师。“39年没能毕业”让人感觉他错过了无数风景，但又有什么工作比引领更多人走进“蓝天大门”而更加让人自豪？

39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航校（简称“十四航校”）变成民航飞行专科学校，又晋级为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简称“中飞院”）；每年培养的飞行学生从240人增加到近3000人，并发展成一所“以飞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李勇军“中飞院25期学员、教师”的身份标签后又多了“中飞院副院长、中飞院学生家长”。

特殊行业的特殊要求

少年时的湘伢子李勇军胆子大。他的父亲是湖南浏阳一家集体企业煤矿的负责人，他有时在搭运煤车时会坐在驾驶室里，会偷偷摆弄汽车。有一次，他竟然把车发动起来了，把周围人吓得够呛。“听师傅说，这是油门，这是刹车；那是钥匙，那是挂挡。我就很喜欢，当时觉得将来能够驾驶汽车就很好了”。

所以当十四航校1979年到学校招飞行员，上高三的李勇军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名并顺利通过体检时，不仅他感到幸运和激动，学校也觉得很光荣。

十四航校当年在湖南、贵州两省招收了240名学员，其中在湖南招收了180名。当时人们的参军热情高涨，仅李勇军所在的县就有3000多人报名，最后只录取了3人，李勇军是他们学校唯一被录取的。校长专门安排了一个同学盯着他，不让他踢足球，不准他去河里游泳，甚至骑自行车都不行，“就担心去航校之前受伤，成了重点保护对象”。

李勇军的责任感是在湖南长沙上火车去四川广汉时产生的。他穿着空军制服，戴着大红花，在敲锣打鼓中离开了故乡。“在上中学时我的成绩不算好，当时就有一个信念，一定要‘飞’出来,否则无颜见家乡父老。”回忆起当年，李勇军如是说。

1979年7月16日，李勇军来到十四航校，一入校迎接他的便是3个月的基础训练。“从地方到军校，第一感觉是让人敬仰、敬畏。我们的教师、领导全都是穿军装，戴帽徽、领章的军人，有令行禁止的军队作风。他们教育我们说，我们这些飞行学员是从事特殊行业的，就要有特殊的要求，让我们很快地进入角色，接受严格的纪律约束”。

新兵训练的3个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在站队列时经常有人站着站着就倒下去，其他人完全不受影响，继续站。在培育良好作风纪律的同时，他们还面临着严格的筛选。在学飞过程中，成绩不达标、身体不合格、技术不合格、思想作风和纪律不好都要被淘汰。240名学员最终“飞”出来的不到一半，很多同学倒在技术关。“我们在下分院时33人组成一个大队，停飞的有11人”。

第一次飞上蓝天的感觉让李勇军记忆犹新。“第一次飞是体验飞行，起落都是飞行教师完成的，学员没有这个能力，就在空中把把杆。当飞机到达300米平飞时，往下看，汽车像火柴盒一样大小，人则像蚂蚁一样。这次飞行，我不仅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我的世界观也有所触动”。

军校没有寒暑假。李勇军第一次回家是在十四航校更名为民航飞行专科学校后，当时他们飞行学员每个月的伙食补贴有90元。放假这一个月，伙食补贴还发给本人。加上之前攒下的津贴，他花180元给家里买了一台华生牌落地电扇。30多年过去了，这台电扇现在还能用。

从示范、提示到放手

1982年，李勇军的同学都毕业了，他是整个大队里唯一被留校的。“因为大家都想着毕业后能开伊尔14、伊尔18等大飞机，在通知留校时，我的情绪还是有些变化的。”李勇军说。

1982年，李勇军的同学都毕业了，他是整个大队里唯一被留校的。图为1983年已经留校当飞行教师的李勇军在分院留影。

那个时候刚改革开放，民航飞行员的需求量不大。学校的飞行学员少，刚工作的李勇军从学飞、任教的遂宁分院回到广汉本部进修了大专的课程。1984年，他才开始在遂宁分院带飞学员。因为年龄与学员差不多，他们平时相处得像兄弟一样。但在飞行过程中，李勇军很有教师的威严。

一次，李勇军带着学员飞运5飞机，在起飞时学员操纵的方向偏左，正确的纠偏操作是蹬右舵，结果学员蹬了左舵，而且蹬得死死的。李勇军没办法改回方向，便赶紧收油门，中断起飞，最终飞机偏出跑道停在草地上。“我们教学有6个字：示范、提示、放手。‘示范’是我做你看，‘提示’是你做我说，‘放手’是你飞我看。放手之后，如果学员飞得不对，你可以给他一些提示，但在遇到紧急情况或者危险时，你就得上手。学员飞可能出现各种情况，但你还是要放手，不然他永远学不会。除了放手之外，还要忍住不说话，要忍到既不危及安全、你上手又能够掌控局面的程度，非常考验教师”。

李勇军说，完成从学员到教师的转变除了自我调整和要强心理外，离不开中飞院“传帮带”的传统。每个飞行大队都会定期进行教学法研讨，李勇军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吸收营养，虚心向老教师请教。

当时，一位副大队长对他说：“勇军，你现在当教师，教学环境很重要。你看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很放松，门开了，灯关了，或者有只苍蝇在飞，我们的反应时间都不会相差太大，都是零点零几秒。但为什么到空中学生看不到偏差？因为他太紧张了。所以我们要想当一名好教师，就要营造轻松的空中环境，不要让学生紧张。”

这番话让李勇军很受启发。在带学员时，他开始有意让学员放松下来，如拍拍腿，提醒他放松一点儿；观察学员的眼神，了解他的注意力分配情况。这样在出现偏差时李勇军不仅知道是什么偏差，还能找到出现偏差的原因，并及时指导学员修正。

1985年，李勇军在学院训练机坪上与伊尔14飞机合影留念。

在不断带飞学员和学习教学的过程中，李勇军感受到了教育的乐趣，慢慢地爱上了这一行。1984年～1990年，他几乎每年都被评为中飞院优秀教师，还获得过全民航系统的优秀教师称号。“我虽然最初没有当教师这个梦想，但在实践过程中发现，看着学生成长进步，内心也是很高兴的。这可能就是当教师的情怀吧！”

攻克发展路上的难关

1990年，中飞院从美国派珀飞机公司引进了夏延高教机，李勇军是第一批在国内改装高教机的教师。与后三点的运5飞机不同，夏延飞机是前三点飞机，机载设备性能也有了很大的提升。考验李勇军的，除了要熟悉新飞机的操作外，还要学习掌握更现代的飞行理念、飞行知识、飞行技术。

1990年，中飞院引进夏延高教机，李勇军到成都双流机场与飞机生产方机组成员一起将飞机飞到广汉机场。图为中飞院在广汉机场举行接机仪式，左九为李勇军。

“运5飞机是偏苏式的飞机，更加强调个人能力；而夏延飞机对应的是德国汉莎航空学校的一套教学理念，更加强调驾驶舱资源管理。所以，夏延飞机的教学重点不是一杆两舵这样的基本驾驶术，而是要看你作为管理者的综合决策能力。”李勇军说。

上世纪90年代，李勇军经历了职业成长较快的10年，他自1990年起担任飞行中队长，接着是副大队长、大队长、广汉分院副院长。直到2000年，38岁的他开始担任中飞院广汉分院院长。当时的广汉分院是高教机分院，中飞院其他几个分院的飞行学员飞完初教机和中教机后都来到广汉分院飞高教机。随着行业对飞行员的需求快速增加，中飞院改变了培养模式，不再只有广汉分院一个“出口”，其他分院也开始有了高教机。

1992年，训练之余的李勇军在夏延高教机驾驶舱内留影。

夏延飞机被称为“缩小版的波音737”，飞起来比初教机、中教机舒服很多。其他分院的飞行教师从飞初教机改成飞中教机、高教机，不断往上走，心情是喜悦的；广汉分院的飞行教师要反着来，有抵触情绪在所难免。再加上飞初教机比飞高教机更容易受天气影响，飞行小时数不多，教师的收入还要减少，所以广汉分院的飞行教师没有多少愿意改飞初教机、中教机。考验落到了李勇军的头上。

在70多名飞行教师参加的全院大会上，李勇军说：“我们在入学时接受的教育就是‘人民送我学飞行，我学飞行为人民’。这话到现在也没有过时，你们都是国家掏钱送来学飞行的，你们要意识到是谁培养了你，要讲大局，要懂得奉献……”平时树立的威严形象与入情入理的一番话解开了不少教师心中的结。李勇军还设身处地地为教师着想，不仅要求飞行大队长等干部带头改机型，还利用分院当时具有的自主权限，把薪酬待遇向一线倾斜。

中飞院在人工影响天气工作中成绩突出，多次得到表彰。图为2000年李勇军接受记者采访，介绍中飞院人工影响天气工作开展情况。

在李勇军刚当广汉分院院长时，分院有6架高教机，每年的飞行训练量是7000小时；等到11年后的2011年他离任时，整个分院拥有30多架初、中、高教机，飞行训练量达到64000小时，而教职工队伍与11年前差不多，都是300多人。“这确实是改革创新的结果。”他说，为了鼓励各分院增加训练量，学院建立了激励机制，将收入与飞行训练小时数挂钩，并通过三班倒、人休机不休的方式提高训练能力。再加上近些年科技水平日益提高，ADS-B监控优化了训练结构，提高了训练能力。

在追求发展速度的同时，李勇军更在意发展质量。每年学院飞标处都会牵头对各分院的飞行训练进行检查评估，并开展技术比武、综合练兵等活动。李勇军所在的分院曾经连续3年在质量安全最佳分院评比中取得第1名。

2008年，在“5·12”汶川地震救灾工作中，中飞院承担了大量任务。图为李勇军（右二）在帮助紧急装运救灾物资。

新身份带来的新触动

担任分院院长的11年，让李勇军对飞行之外的其他专业有了更多了解，以至于在担任校领导后，不管接手哪一部分业务，他都不是“门外汉”。按照学院领导的分工，他负责联系学院五大分院中的绵阳分院。因为训练飞行与运输航空共用绵阳机场，随着这几年绵阳机场运输业务量迅猛增长，绵阳分院的飞行训练和保障任务面临着严峻挑战。

10月，在带队前往绵阳分院进行安全大检查的同时，他专门请来学院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绵阳分院发展遇到的瓶颈进行专题调研。安全大检查的工作量大、时间紧，他就把专题调研的碰头会安排在午休时间。作为当过分院领导的他，深深懂得分院的不易。但站在学院领导的高度，他更能从全局看问题。

“现在国家、民航对我们学校的投入很大，教职工队伍也对发展带来的红利有期盼，而在激励机制方面还有一些制约和限制条件。解决这些问题真的很难，需要创新型思维。”李勇军说。

到学院总部工作的这几年，他分管的工作越来越多，从模拟机中心开始，到分管机务，然后是油料、公安和航卫。李勇军给自己提了个要求，对分管的新工作，相关的法规规章都要学一遍，有的甚至学两遍、三遍。“不说都懂，但基本的要掌握，有一点儿像‘万金油’，什么都懂但都不太精”。

最近，让李勇军感触最深的是他分管的校友工作。今年是中飞院成立62周年，前一段时间，中飞院2期的学员即1958年入校的校友，自发组织返校。那一届总共有465人，回来了160人。他们大都快80岁了，自己坐飞机或高铁从全国各地赶了回来。“他们制作了一本电子相册，每个人还写了首小诗。他们当中有获得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的，把奖章和证书捐赠给了学校，以表达对母校的情感”。

今年是中飞院成立62周年，1958年入校的校友自发组织返校。李勇军（右一）代表中飞院向快80岁的老校友们赠送纪念品。(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李勇军提供)

除了是学生、教师、管理者之外，李勇军与中飞院还有另一重关系——他是中飞院学生的家长。2006年，他的儿子进入中飞院学习飞行。“虽然我以前经常教育干部要对学生负责，要关爱学生，但有了学生家长这个身份后，我更能体会到学生和家长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我对教师们说，他是你的学生，你是他的教师，这就是一种缘分，你有责任和义务把他教好，不光是教技术，还要帮思想、带作风。你名下的学生，今后飞得怎么样、表现怎么样，都与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得负责。”

在儿子学飞的过程中，他完全放手，充分信任同事和飞行干部，但也会通过与儿子无障碍的交流了解飞行训练中有没有一些他难以发现的问题。虽然儿子放机长已经好几年了，但他还没有坐过儿子飞的航班。他不觉得自己没飞成大飞机有什么遗憾。（《中国民航报》、中国民航网 记者许晓泓）

寄梦蓝天

改革开放40年，我从中飞院的一名学员成长为学校的管理者。40年来，中飞院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飞行员培养体系，培养了大批民航英才。站在新时代，中飞院将奋力推进高水平特色大学建设，为民航强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我衷心祝愿母校永远“飞得高、飞得远、飞得正”，祝愿中国民航早日实现民航强国战略目标。

——李勇军

（本文刊载于《中国民航报》2018年12月3日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