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处于一个风起云涌的激昂时代，所有中国人都被这种谋求新变化、新发展的紧迫感所感染。在时代的感召下，有这样一群勇于、敢于且善于改革创新的“弄潮儿”，他们离开故土，他们告别赛场，他们走出校园，去迎接这千载难逢的机遇与挑战。

改革开放40年后的2018年，中国名义GDP预计约为13.2万亿美元，超过19个欧元区国家的12.8万亿美元。为什么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在短短的40年间就实现了从起飞、转型到跨越的转变？因为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和坐享其成者，唯改革者胜，唯创新者强。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这一年，15岁的李宁正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体操队的训练馆里上下翻腾、左右腾挪。尽管外面的世界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名少年的心里只想着一件事情——早日进入国家队。

1980年，李宁如愿入选国家队。在运动员生涯中，他获得过14个世界冠军、106块金牌。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25岁的李宁宣布退役。彼时，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10年，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重要时期。此时，李宁也站在人生的关口上，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加盟“当红企业”健力宝集团；另一个则是回到广西担任体委副主任。多年出国比赛的经历给予了李宁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敏锐的嗅觉。深思之后，他放弃体委的邀请，开始了自己的商业生涯。

1990年，健力宝运动服装公司成立，这让李宁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1991年，公司投资50万元设计并生产了李宁牌“001系列”运动鞋。原本，大家都希望该系列产品能够一炮打响品牌，然而质量问题却给他们泼了一盆冷水。为保证品牌信誉，李宁将这批销售额达20万元的“处女作”全部销毁。对于品牌价值的重视保住了企业发展的根本。此后几年间，李宁所领导的服装厂年销售额突破千万元，李宁牌也成为中国自主体育品牌的“领头羊”。

改革开放初期，制造业是一代企业家共同的创业起点。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港台和海外制造企业陆续迁入中国大陆。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当属制鞋产业。

上世纪90年代初，控制着全球80%以上品牌鞋生产和贸易的中国台湾制鞋业抓住两岸政策和市场逐渐放开的机遇，加快了向大陆转移产业的步伐。这让正苦于“冒牌路走不通，品牌路不会走”的晋江鞋商嗅到了商机。此后，一种按照外贸订单需求组织生产的OEM代工厂模式应运而生。很快，这种生产模式获得了市场认可，海外代工订单如雪片一般飞来。

在代工生产的过程中，晋江鞋企实现了从生产到管理的全面升级。随后，在这些不甘于做“耐克学徒”的企业的经营下，一个个洋气十足的自主运动品牌相继亮相。近期，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是，以安踏领衔的财团将通过新成立的公司向芬兰高端体育用品巨头Am?erSports（亚玛芬体育）发起收购其全部股份要约。这标志着被外界视为“中国体育用品史上最大的跨国收购案”终于进入最后环节。

服装鞋履业的发展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发展的一个片段。在这激荡的40年里，开放与竞争一次又一次推动中国制造产业进行转型升级。如今“中国制造”正朝着提升产品品质、优化产业结构的方向前行。

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此后近40年间，始终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见证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变历程。

上世纪90年代，一位名叫马化腾的年轻人在深圳创办了一家互联网公司。20年后，他所创建的腾讯公司已经成为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之一，而这家公司生产的互联网产品则改变了亿万人的沟通方式。

在创业之前，马化腾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上世纪80年代末，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国内通讯需求急速增加，传呼市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作为一名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毕业之后的马化腾进入了深圳当地的一家寻呼通信公司工作。然而，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与感召下，创业一直是其心之所系。“我们身处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当时，深圳蛇口的街头竖立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你似乎从每个人的身上都能感受到一种敢试敢闯、不言放弃的闯劲和拼劲。”回忆起自己的创业时代，马化腾说，“时代赋予我们一种谋求新变化、新发展的紧迫感”。

这种紧迫感很大程度上是全球技术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日本、美国的电子产业开始向外转移，而正在谋求高新技术布局的深圳正好承接了这种转移需求。此后，深圳地区的“创业暴风眼”——华强北商区——便开启了一个模仿创新的时代。在那个年代，不断有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从华强北商区的三尺柜台后走出来。面对着这些“造富神话”，怀揣发财梦的淘金者从全国各地奔赴深圳。

科技不仅赋予了深圳“造富”的能力，还令创新成为这座城市的信念。在很多创业者看来，深圳是一个“有梦可期”的地方。2006年，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生汪滔带着在亚太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中获奖的飞控系统，在深圳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仓库里开始创业。11年后，其所创建的大疆公司就完成了销售额从0元到180亿元的传奇蜕变，成为占据全球消费级无人机70%市场份额的“超级独角兽”。

40年前，深圳市的科技资源几乎为零，这里没有一所大学，没有一家科研院所；40年后的今天，这里不仅诞生腾讯、华为、大疆等世界级的科技明星企业，积累下了完整的电子产业生产链，还成为研究4G以及5G技术、基因测序、柔性显示材料等高科技的前沿阵地。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也是中国实现历史性变革和取得伟大成就的缩影。

中国改革开放的路上绕不开两个村子：一个是安徽的小岗村，另一个是北京的中关村。

1978年以前，小岗村是安徽省凤阳县有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收后，这里的村民几乎家家外出讨饭。为了能够吃饱，1978年底，村干部严俊昌和其余十几户村民在一间茅草屋内立下了一纸“生死契约”，轰轰烈烈的“大包干”时代就此开启。1979年庄稼大丰收，小岗村全队粮食总产量13.3万斤，人均收入达400元，相当于1978年的18倍。

40年前，通过“大包干”，小岗村解决了温饱问题。吃饱穿暖之后，如何才能致富，成了当地村民最关心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困扰了小岗村十几年。2004年，沈浩受安徽省委选派来到小岗村担任第一书记。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当地开始探索新型土地流转机制。这一次，当年“大包干”的带头人之一关友江再次带头“吃螃蟹”，他率先将自己家的土地流转了出去。在他看来，土地流转之后，算上地租和打工的收入，一名劳动力一年可以收入16900元，比流转之前增加了约7.5倍！

2015年7月8日，安徽省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一证在小岗村颁发，这个被村民称为“红本本”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定了土地的承包权属。2018年2月9日，小岗村进行了改革开放40年来首次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分红，实现了从村民“户户包田有地”到“人人持股分红”的转变。从“大包干”到土地确权再到集体股份改革，小岗村实践改革的方法一直在变，但改革的决心与探索的勇气从未改变。

40年前，就在小岗村用“大包干”拉开中国农村改革大幕的同时，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关村地区，第一批走出科研院所的技术人员则以开拓者的探索精神将中国带进信息时代。

1978年，一位名叫陈春先的科学家第一次踏上了美国硅谷的土地。在考察了硅谷等地后，他决心将硅谷的经验和技术扩散方式引入国内。1980年，陈春先带着同仁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平房仓库并在这个大约5平方米的空间里悄悄地建立了一家名为“北京等离子体学会技术发展服务部”的企业——中国第一家民营科技公司的雏形就此诞生。

1984年～1986年是中国现代企业的起点。在此期间，中国科学院号召科研人员将科研成果转化成社会生产力。在中关村一带的白颐路上，陆续出现了京海、科海和联想等近百家科技企业。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名声随之大噪。

进入21世纪，中关村已经成了一张名扬海内外的“创新名片”。这里不仅诞生了许多知名企业，还诞生了如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超级计算机、高铁运行控制系统、石墨烯材料制备等一系列重大成果。

在这条全程仅7.2公里大街上，中关村呈现出了改革开放最令人叹为观止的一面。40年前，这条街上还是一家民营企业都没有的“荒原”；40年后，中关村已经成为微软、华为、戴尔等300多个跨国公司的总部和研发中心。在企业数量和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同时，中关村的成长也在加速——从第一批创业企业在中关村诞生，到它们步入资本市场，这其中花费了将近20年的时间；而如今，这个过程被压缩至不足4年。

习近平总书记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就让我们一边在砥砺前行中铺展历史的画卷，一边在接续奋斗中书写更加精彩的华章。（文/王艺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