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部主任柴麒敏（平措洛旦/摄）
主持人：谢谢吉司长，用这么短的时间，非常简练地把“十三五”的节能减排宏伟蓝图做了一些介绍。接下来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中心柴麒敏博士做报告。柴主任是清华大学现代管理研究中心的兼职研究员，作为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参与联合国的气候变化谈判，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研究、对外谈判的青年领袖。他报告的主题是《应对气候变化与民航可持续发展》，大家欢迎！
柴麒敏：各位领导、专家上午好，非常荣幸接受主办方的邀请，来跟大家交流一下气候变化国家层面的工作和设想，特别是跟民航工作相结合的。这里也是祝贺智库的成立，以及蓝皮书的发布。
主办方给我的题目是《应对气候变化与民航可持续发展》，我就从气候变化开始讲起。大家知道，2015年《巴黎协定》的达成应该是国际社会啊应对气候变化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这项协定作为一个国际条约，它的达成还是创造了很多记录。
第一是2015年巴黎大会的时候，有将近150位国家的元首参加和出席了这次会议，应该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参加元首最多的一次国际会议。而且这个会议的主题不是传统的经济或者区域安全等问题，是一个环境的会议，可见当时大家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全球是有一个共识与政治意愿来推动这个事情的。
第二项记录是中国和美国共同创造的，我们知道，在去年的G20杭州峰会上，我们国家的习主席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亲手向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递交了两国批约的国书，正式向联合国宣告两国批准了《巴黎协定》，并将履行《巴黎协定》的相关承诺。这在国际条约的达成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一个事情。第一个是很少有、几乎是没有联合国秘书长在非联合国总部的地区接受其他国家递交国书的程序。第二是很少有国家元首，一般都是由驻联合国大使向联合国递交国书，由两国元首在一个非联合国总部递交国书也是非常罕见的。
第三个是达成的速度。《巴黎协定》是2016年12月达成的具体条文，在次年的11月，也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生效了，这在国际条约的缔结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统计的数据是有195个公约缔约方签署了《巴黎协定》。在联合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一共有197个缔约方。现在除了尼加拉瓜和叙利亚，叙利亚是因为战乱，所以到目前还没有履行国内立法程序。尼加拉瓜当时是因为在现场的时候，对个别条款有疑义，当时美国总统亲自给尼加拉瓜总统打了电话做工作，应该说已经对《巴黎协定》达成了共识，但是可能当时大会主席有点着急，没有在得到他承认或者认可的情况下，过早地敲下了这个协议。尼加拉瓜可能从外事角度来看，觉得尼加拉瓜要适当表达一下情绪，所以目前还没有批准。
但这些195个国家已经占了全球将近100%的覆盖范围，同时有146个缔约方已经批准或者接受了《巴黎协定》，大概占到全球排放的83%左右。
紧接着，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焦灼应付的的就是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他对《巴黎协定》，包括他的执政团队对《巴黎协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在6月1号下午，特朗普正式宣布他要退出《巴黎协定》，应该说这个对整个《巴黎协定》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他在《巴黎协定》退出的演讲当中也讲到，美国并不是想完全的否认气候变化这个谈判进程，他认为《巴黎协定》当中对美国现有的条款和规定可能存在不公平的地方，他希望重新来开展这个谈判。现有的团队当中确实也是从他的执政角度出发，因为他现在想重点向推动的振兴美国经济的主要方式是制造业回归，和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而这两项举措都需要更低廉的能源成本和比较宽松的环境管制作为依托。所以从他的经济政策的逻辑出发，也是希望能够放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方面的约束。
从他任命的几个大员，包括国务卿蒂勒森，环保部的署长普鲁特，包括能源部的部长皮瑞都是化石能源背景的，而且都是对气候变化持一定怀疑态度的。
中国在特朗普退出之后，国际社会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回应，大部分都是表示遗憾和谴责的。中国政府当时的克强总理刚好在访问欧洲，也是及时地作出了中国的回应，始终认为中国在一直在积极参与推动以及签署《巴黎协定》，而且是比较早地通过立法程序认定《巴黎协定》的国家之一，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和工作，表明了中国对坚守《巴黎协定》的决心。外交部发言人也在第一时间用官方渠道表达了中国对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态度。
总体来说，中国还是希望《巴黎协定》是一个非常来之不易的国际成果，希望大家能够共同遵守。同时也表达了中国在坚守巴黎协定，以及履行我们国家的自主贡献的决心。
应该说美国在退协这个问题上，还是有非常多的斑斑劣迹。我们统计了一下，美国建国以来，到目前为止签署没有批准的条约大概有400多项，留在参议院没有批准的大概有30多项。这当中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联合国海洋法》、《生物多样性公约》等跟我们比较相关的，包括2001年，当时的小布什政府，也是共和党政府上台以后，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也是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一个国际条约。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两次。第一次我们也是经历了差不多十来年恢复的周期，从目前来看，美国退出，它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对于这项多边机制，特别是联合国下面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机制。
讲讲气候变化本身。因为特朗普团队一直在否认气候变化这个科学实施。在气候变化这个领域，比较重要的一个评估和咨询机制，或者是国家间的智库的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这是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1988年成立的。这个机构成立以来，从1990年陆续发布了五次评估报告，它主要致力于解决两个问题，
它主要致力于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回答气候变化到底是不是一直在发生，全球是不是在变暖。第二个问题就是气候变化这个事情到底是由自然原因造成的，还是由人为原因造成的。从目前来看，评估的主要结论是气候变化确实在发生。截止到最近，全球的温升相对于工业革命以前，大概是1750年前已经上升了一度左右。第二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消费大量消费化石能源，排放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造成了全球的气候变暖，人为的因素在这当中占有非常大的比例。
在这个科学进程之外，在八十年代后期，特别是九十年代初，全球关于应对气候变化逐渐形成了在政治进程上的推动力。特别是1992年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随后在在1997年达成了《京都议定书》并于2005年成效。此后这中间，因为《京都议定书》当初因为世界局势的问题，它主要规定的是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所以在此后，随着发展中国家排放量的增长，以及全球的格局的演化，所以在后期，气候变化也更多地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到整个进程当中，直到2015年达成了《巴黎协定》。
《巴黎协定》应该说是非常明确的规定了全球合作变化将来的目标，包括把全球温升控制在1.5-2度之内，包括在本世纪下半夜实现碳中和，以及通过五年一次的，非常类似中国的五年规划，五年一次的全球盘点，以及国家自主贡献的更新，来推动不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同时，在2020年前，我们也是在积极准备，向联合国通报本世纪中叶，也就是2050年低碳发展的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的方案。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来的变化，2005年的时候，全球实施应对气候变化或者绿色低碳政策的国家主要还是集中做一些大国，相对来说，政策的强度不是太大。但到2015年，《巴黎协定》达成的时候，应该说全球主要的国家都已经开始实施气候政策，特别是推动能源革命、能源转型、新一次的工业革命等等一些相关的经济发展转型的具体举措。
中国在全球当中的地位，应该说在1992年《公约》刚刚达成的时候，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当时仅占全球的10%左右，人均的排放量不足两吨。但是2014年，最新可得的数据，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经超过了欧盟与美国的年排放量的总量，而且大致上占到全球比例是30%左右，人均的排放量已经达到了7.8吨。虽然我们的GDP总量跟美国还有差别，但是排放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它。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我们在中国的经济效率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在气候变化本身上，虽然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事件，但是对具体国家的影响还是有差异的。根据我们自己国家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我们的气候变化，特别是本世纪以来，气候变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做一个量化评估，大致占到全国GDP的1.07%左右，大概是同期全球水平的7倍多，应该说气候变化影响对我国造成的影响更为显著。
我们的温度记录也表明，近百年来，我们的地表平均温度上升速度大概是全球的两倍左右，像东北和西北地区大概是全球的4倍左右。近年来极端气候事件的增多，包括咱们能感受到的暴雨，城市内涝等等，也表明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在不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在战略层面上从温执政时期就对气候变化有非常多的论述，中央政治局也在过去一段时间中组织过两次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学习。习主席在2013年以来，对气候变化也是有非常多的论述，不管是在内政还是外交上。内政上他认为气候变化是我们现阶段应该做的，不是别人强制我们做的，发展到一个阶段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在外交上，他认为气候变化是全球治理非常重要的一面镜子和旗帜，应该说作为一个新兴的治理领域，中国更容易进入，更容易有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李克强总理也是从国内的转型、经济发展等方面对气候变化做过非常多的重要论述。
习主席特别是在今年年初出席达沃斯论坛的时候，非常频繁地提及气候变化以及《巴黎协定》，强调要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多边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取舍或者选择。这个显然是不点名地对美国进行喊话，也是充分肯定了《巴黎协定》的地位，《巴黎协定》符合全球发展大方向，应该坚守，不能轻言放弃。他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的时候，又再次提及了同样的论调。
当然在积极的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还是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还是要承担与我们国家发展阶段相符合的减排力度和出资力度。特别是在2013年以来，应该说随着经济新常态的问题的出现，中国在整个发展战略上在发生一些深层次的转变。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当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在2013年以前我们的工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被动的，但2013年之后，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块的工作是非常积极主动。特别是在习主席的倡导下，现在但凡是大国出访，必会签署气候变化相关的联合声明。
从2013年以来陆续签定了三次的中美联合声明，中印联合声明，中巴、中欧、中法等一系列的联合声明。类似于像当年小平同志会见外宾的时候，把治国理政的想法在交谈当中展露出来，习主席也是在这些联合声明以及跟外宾的会见当中，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很多思路，包括一些目标都提出来了。包括像我们现在气候变化当中比较重要的四个量化目标，2030年达峰，单位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例达到20%左右，以及森林蓄积量，也就是碳汇的目标。在其中一次中美联合声明当中也提到了关于航空减排以及市场机制的相关表态。
如果我们用碳强度，也就是碳排放除以GDP作为一个指标来反观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历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底下这张图就是我国从建国以来到“十二五”末大致上碳强度的一个走势。可以看到，在早期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因为一些经济政策以及其他的因素，碳强度始终是在恶化的状态，真正出现拐点是在1978年左右，中国实行了经济的改革开放，碳强度自此之后就不断地改善和下降。
应该说，我们把它认为是中国经济的第一次转型，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碳强度还是一个相对量的概念。现在碳排放和其他能源消费是一个绝对量的概念。我们现在把它标定为2030年达峰，也就是会出现第二个拐点。我们现阶段都在提新型工业化、工业4.0、新型城镇化等等发展理念，都在强调转型。我想第二次中国如果能够真正实现转型，从气候、碳排放的角度看，差不多也就是在2030年左右，我们真正实现转型阶段。
气候变化应该说是第一次提出了一些中长期的发展战略。此前国家提出过一些相对长期的目标，像“三步走”的目标，“两个百年”目标，但是基本上没有量化的目标。气候变化这个领域相对长期地提出了一些量化目标，这些目标的提出也会引领相关领域，包括能源革命，环境保护、生态文明等一系列相关领域起到了引领作用。
从“十一五”以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目标在不断强化，目标从原来的预期性的，目前越来越多变为约束性的，同时目标的力度、目标的形式也在不断地丰富。
我们简单地看一看我们所提的碳强度目标到2030年比2005年下降60%-65%，它意味着什么？我们看西方国家历史的排放数据。从上个世纪50年代、70年代以来，美国、欧盟的碳强度下降幅度最高也不超过3.5%，按照他们目前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确定的到就是2025、2030年的目标，它的下降幅度也是在3.2%-3.5%左右。中国从2005年到“十二五”末，碳强度下降平均年度幅度是4%以上。未来15年碳强度下降幅度，按照现在的规划目标，同样高于4%。所以从经济效率改善，或者碳排放与经济脱钩的速度来看，中国的目标是非常有力度的。
第二是非化石能源，虽然我们非化石能源的占比不高，到2030年是20%左右，但是它的绝对量非常大。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字，大概是全国人民每人每年要消费一吨的非化石能源，要新增核能2亿千瓦，太阳能3亿千瓦，风能4亿千瓦。这些非化石能源装机每年的增量大概相当于西班牙一个国家的电力系统。未来15年的新增装机，大概相当于美国一个国家的电力装机系统，所以总量是非常大的。后面也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有多少个反应堆，有多少个光伏电站，有多少台风机，从数目上来说都是非常有显示度的。
再看看碳汇的能量。过去10年我们大致上完成了13个北京城面积，或者相当于一个英国国土面积的森林增汇的过程，未来我们还要把这个数量再翻番。所以在碳汇森林这块工作上，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排放峰值，做一个横向比较，美国在人均排放达峰的时候，人均GDP大致相当于4万美元左右，它的排放峰值大概是在20吨左右。欧盟达峰的时候大概是2万美元左右，德国和英国人均排放峰值大概是在14吨或者11吨左右。中国按照规划的目标要达峰的阶段，按照2005年的不变价的话大概是1万美元，按照2015年的不变价大概是在1.4万美元左右，这个阶段就可以达峰。而且我们的峰值水平大概是在8吨，不到9吨的水平。我们一直在说，我们不要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我们作环保领域已经有一些惨痛的教训了。在低碳发展和绿色转型的道路上，我们从目前的规划目标来看，还是希望能够实现比发达国家阶段更早，而且水平更低的碳排放峰值和发展路径。
除了这些约束性目标之外，我们更关注的还包括新旧动能转换以及新的增长点的捕捉上。低碳的投资目前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领域。“十二五”我们完成了大概5.8万亿的投入，这里包括节能的2.7万亿，以及能源产业的3.1万亿，低碳产业的产值已经达到8.4万亿左右。2005-2030年，我们整个的国家自主贡献实施的时期，大致上要新增投入41万亿左右。到2030年，整个低碳产业对GDP的贡献可能要大于16%，现在是不到10%左右。我们知道，一个产业如果占GDP比重超过5%，我们就认为它是支柱产业，所以低碳产业应该说在后期，特别是经济新常态、新旧动能转换阶段，能够起到非常大的支撑作用。
第二是就业。我们也关注低碳政策是有效的。“十二五”我们大概实现直接就业和间接就业1400万人，整个周期大概有6300万人就业。
环境协同效应，我们知道，二氧化碳跟PM2.5、二氧化硫等等都是同根同源的，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上述所说的量化目标，当实现排放峰值的时候，大致能协同减少大气污染80%左右，这就意味这在同阶段，按照历史的经验来看，基本上能够解决，我们不再会看到雾霾情况的发生。
关于航空，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我们2014年可得的数据是国际航空因温室气体排放大概占到全球总排放的1.4%左右，现在占比不高，但是增速非常快。按照国际民航组织的报告指出来，到2050年左右，国际航空的二氧化碳排放可能会从目前的7-8亿吨左右上升到26亿吨左右，大致会占到全球排放的22%左右。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现阶段的排放特征是工业排放为主，大概占到70%，建筑排放大概占到20%，交通排放只有10%，但是按照西方特别是欧洲和美国的排放结构来看，它大致上工业、建筑和交通分别占到三分之一。所以未来中国不仅是排放总量可能会在整个领域的份额比较大，另外它的增长也会比较快。
这是几个关于中国航空的排放数据。特别是中国的增长率，不管是哪家机构，包括刚才吉司长在谈到增长率的问题上，都表明了中国有非常强劲的增长势头。
按照目前的预测，航空排放在2013年大概占到中国排放的0.8左右，不到1%，航空业整体的排放大概相当于中石油一家公司排放的二分之一左右。到2030年，刚才吉司长也谈到，航空业排放还会持续增长，在我们国家制定的低碳发展战略中，整个交通行业在排放当中可能要晚于全国的排放峰值实现，大概是在2040年左右。对于整个航空业的增长势头，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预测的。
国际航空部门在去年10月份39次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市场机制的一些决定，也是将会启动包括试验阶段、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全球航空业碳排放的市场机制。这对我们中国来说应该也是一般非常大的挑战，对全球来说也是。按照这个目标，实际上整个航空业还是存在非常大的减排差距的，按照一些机构的评估，大概有78亿吨的二氧化碳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抵消。
我们国内也即将开展碳排放权交易，第一阶段市场，从目前来看，预期纳入四个行业，包括电力、水泥、化工、航空等等行业，有色以及航空，虽然后期还有变数，从目前来看，大家认为这几个行业相对来说数据基础比较好，管理机制相对比较完善，基础设施也有很好的支撑，希望能够起到对全国碳市场的表率作用。
我们也对初期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的碳市场对行业的影响做了一些评估，从目前来看，相比于其他行业，航空行业还是非常受履约成本、转嫁成本以及配额成本的影响。
在航空业总体上来说，节能潜力还是非常有限，从目前看，大部分节能挖潜的工作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而且中国的机龄比较新，也是面临新的挑战。像一些新的接续能源，电力也好，太阳能也好，生物燃料也好，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航空业本身愿意减排，实际上它本身带来的经济激励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同样面临着经济成本的问题。在上海的试点当中，也有部分航空企业已经参与到了交易试点过程当中，也有非常多的经验可以吸取。
按照我们张主任的定位，现阶段碳市场的起步还是属于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有初级阶段的特征，包括基础设施，能力建设还不足够，所以现阶段更多的是以基础设施作为优先的启动项去统一规则，去构建框架作为整个工作的重点。第二是重点行业先行，分阶段、渐进式地推动碳市场的发展。第三是主要政策的协同。因为现阶段还包括去产能、调结构、稳增长，能源革命等等一系列相关的举措。碳市场也是希望参与优先，而不是以力度优先来推动，鼓励最大程度地参与，让企业有低碳转型的意识。
我们可以看到，按照GDP的比重，中国、欧盟和北美2015年大致上中国占到15%，欧盟是22%，北美是26%。二氧化碳的排放，中国大概占到30%，欧盟占到10%，北美占到16%。2015年碳市场交易的比例，中国大概只占到0.3%，欧盟占到77.5%，北美占22%，2018年全国市场启动以后，中国市场份额有所上升，大概占到5.5%左右，同样地，欧盟和北美仍占碳市场主要的位置。对中国来说，碳市场第一，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第二是我们现在的排放和国力跟碳市场的规模还是不匹配的，需要我们更多地投入资源在这个领域的建设上。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简单介绍到这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