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万岁，共产党万岁！是祖国、党和人民创造的条件，把我送上了这个位置。”这是近日国际民航组织法律事务与对外关系局原局长黄解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发出的肺腑之言。

　　黄解放是印度尼西亚华侨，少年时期正值印尼排华浪潮的高峰，国家把他们全家从印尼接回国，他对此终生难忘。回国后，他获得了就读中文学校的宝贵机会，继续学业。1983年，他被国家选派到加拿大留学，先获得麦吉尔大学航空法硕士学位，后来又获得荷兰莱顿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他被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破格录用，从随员做到三秘。他在39岁时正式进入联合国专门机构——总部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国际民航组织工作。2018年，在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下，他正式当选国际民航组织（ICAO）法律事务与对外关系局局长。

 

 

　　谈起在国际民航组织的多年工作经历，他最骄傲和自豪的还是与同事们共同努力，全力促成了2010年在北京召开国际民航组织国际航空保安公约外交会议。会议签订了维护航空安全的《北京公约》和《北京议定书》，这两部国际法律文书成为国际反恐公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年前，黄解放正式从国际民航组织退休。他本可以卸下重担，一身轻松地享受退休生活，但他选择发挥余热。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喜庆日子里，武汉大学举行简短而隆重的仪式，聘任黄解放为武汉大学周鲠生讲席教授。

 

　　黄解放：我加入国际民航组织是1996年，快39岁了。15岁那年，我偶然从收音机里听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消息，这令我激动不已，在心里种下了到联合国工作的种子。从15岁到39岁，24年的努力。我先是在武汉大学学外语，1983年被教育部选派出国学习。在改革开放大潮下，国家要求我学习航空与空间法，这样我就来到加拿大留学。留学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文科要拿到资助是不太容易的，所以我读了两年之后再往下读，经费就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破例录用我为工作人员，先是做随员，后来做三秘。这让我有机会能够接触外交使团的工作，同时又能够继续学业。在大使馆工作以后，我慢慢地又熟悉了国际民航组织，逐渐就有机会进入国际民航组织工作。2017年底，我先是担任国际民航组织法律事务与对外关系局代理局长，2018年转为正式局长。

 

 

　　我怎么走上这条路，还取得了一点儿成绩？各方面的促成因素是比较多的。但最关键的因素还是祖国、党和人民的培养。这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也是我的心里话。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华侨家庭，小时候印尼出现排华浪潮，关键时刻是祖国把我们全家从印度尼西亚接回来的，让我全家获得了新生。所以，我一直对祖国、党和人民满怀感激。

 

　　黄解放：这个肯定是要有国家的强力支持的。我成功当选后，在一次与朋友的聚会上，我只说了9个字：“祖国万岁！共产党万岁！”这确实是发自肺腑的一种表白。

　　如果我不是中国人；如果我没有机会从印度尼西亚回国，继续我的学业；如果没有机会出国当留学生，没有机会在大使馆工作，那么我也不会取得这些成绩。所以说，最根本的是党、祖国和人民给我创造了条件。

 

　　黄解放：每一个国际公务员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我们在进入组织的时候都被要求宣誓，大意是我必须忠于我的组织，不得接受任何政府的指令。我们是代表全世界人民利益的。我们的工作没有国界，但是国际公务员有国籍，我们跟祖国母亲的感情是割舍不断的。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国家代表了世界各国的愿望，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用现在的话说，共商、共建、共享，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这本身与世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联合国总部有一座塑像，这座塑像是一个人拿着锤子，将一把剑打弯，这是“铸剑为犁”的意思。剑是战争的工具、战争的武器；犁是生产的工具，就是代表发展。和平与发展，这是世界的主流，也是我们的愿望。所以我们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心是相通的。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北京公约》。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我们发现国际航空法律框架有一些漏洞。我们只惩罚了在飞机上犯罪的嫌疑人，但没有涉及在背后组织、支持、资助这些嫌疑人的问题。为了填补这个空白，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在考虑外交会议召开地点的时候，我首先想到了北京，并最终促成了会议在北京成功召开，这样就有了《北京公约》。我们国家能够引领一项新的国际公约的制定，我感到非常自豪。这也说明中国与世界的利益是一致的。

 

　　黄解放：印象最深刻的毫无疑问是全程参与制定《北京公约》和《北京议定书》，并且通过该公约和议定书的国际民航组织国际航空保安公约外交会议于2010年在北京召开。这是世界民航史上首次以中国城市命名国际多边条约，也是近现代史上首次以中国首都命名两部全球性法律文书。

 

 

　　记者：请您谈谈中国这些年在参与制定国际航空法方面取得的一些成绩。

　　黄解放：这就回到刚才说的《北京公约》和《北京议定书》了。当初新加坡的代表在闭幕式上表示，上一次在亚洲召开外交会议，形成国际公约，是1963年的《东京公约》。那差不多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了。中国民航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是不是说明亚洲的崛起？我们确实为《北京公约》和《北京议定书》的制定而感到自豪。我们从跟跑到现在并跑，甚至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实现领跑，前途非常光明，当然我们还需要努力。

 

 

　　黄解放：国际航空法的专业性很强。从事国际航空法研究，必须有对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民航事业的热爱和情怀，坚韧不拔、持之以恒。除此之外，我觉得首先是外语要好，还是以英文为主，要过语言关，一定要把英文彻底过关。其次是专业关。像我那个时代，好像懂一门英语、再学一门国际法就已经不错了。未来必须把文科与理科相结合，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现在不光要学国际法，还要学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知识和理工科的知识。我们以后飞离地球、冲向外太空已经是既定事实，那么就还要了解外太空的自然科学知识。

 

　　黄解放：我是党、国家和人民培育的。我希望有机会能在祖国的大地上埋下我深深的爱，这种爱就是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种回报。我的义务就是要培养下一代国际法人才，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我一定要工作到最后一刻。武汉大学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聘任我为首位周鲠生讲席教授，这一天是特意选择的。

 

 

　　周鲠生曾任武汉大学校长，是中国国际法的奠基人，担任过周恩来总理的法律顾问。我对周鲠生非常敬仰，武汉大学授予我这一称号是为了继承他老人家在国际法方面的辉煌成就和贡献。我曾经对我的学生说，“你们可以忘了我黄解放的名字，但一定要记住周鲠生这个名字，希望你们做周鲠生式的人才”。

　　在培养国际法人才方面，我国取得的不仅是一般的进步，可以说是一次飞跃。对此，我感到非常振奋和欣慰。举一个例子，2009年我到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任兼职院长的时候，没有老师具有博士学位，我是当时教学团队里的第一个博士。现在他们已经有十几位博士了，这就是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取得的巨大进步。

 

　　记者：您自己是航空法方面的专家，现在还在培养我们国家的航空法人才。请您展望一下我国未来的国际航空法人才培育？

　　黄解放：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出色的人才作为接班人。最典型的例子是，民航局国际司原副司长丁春宇现在担任国际民航组织法律事务与对外关系局副局长。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正在成长为国际法人才。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会涌现出一批世界著名的航空法研究机构。现在，麦吉尔大学在国际航空法研究方面实力比较强，是我的母校。第二是莱顿大学，也是我的母校。我希望在武汉大学或者其他高校能够建成类似于这两所学校的航空法研究机构，使得我国也拥有全球著名的国际航空法研究机构。（中国民航报 记者光琪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