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8日，纪念两航起义7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两航起义的爱国壮举，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和新中国民航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本报特刊发两航起义人员代表、两航起义策动者家属在此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以飨读者。

我非常高兴应邀前来参加纪念两航起义70周年的活动。

70年前，正处于何去何从、彷徨不定之中的两航（原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毅然决定起义。当天早上，在两公司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率领下，12架飞机自香港起飞，飞向北京和天津，地面人员也在上班后组织签名参加起义。国民党的腐败早就失去民心，所以绝大多数同事都毫不犹豫地踊跃签名参加，我也在当时签名参加起义。随后就组织起来护产、抢运器材、复员回国。两航起义当时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港的其他单位，如招商局、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中国银行等也纷纷先后起义，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国民党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回国后，经过不断学习，逐步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为建设新中国民航事业努力奋斗的决心。几十年来，以起义人员为基础，在党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民航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航进行体制改革，以国际标准为目标，不断引进先进的管理方法和设备，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将一个原来比较弱小的民航发展成世界一流的民航。

起义时我才21岁，今年已经91岁了，我有幸亲历和见证了民航的发展，而且身体尚可，今天还能参加这个大会，回想起许多对两航起义和民航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前辈，如何凤元、华凤翔、潘国定、陈达礼、林立仁以及调往其他单位的董绍庸、杭效祖等都已作古，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默默无闻的人员，他们都曾埋头苦干、不求回报，为建设新中国的民航事业而奋斗过。今天这个大会充分说明了人民没有忘记他们，他们若是泉下有知，也一定会十分欣慰的。

最后，祝愿民航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奋斗，不断发展壮大，早日建成民航强国。

两航起义至今已经70年了。我作为两航起义的亲历者，回忆过去的峥嵘岁月，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一事件在新中国民航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意义。同时，也为自己能够参与到这一伟大历史事件之中而深感自豪。

两航起义不仅为新中国民航成立之初提供了重要的人力和物质资源，而且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大西南，加速了全国解放进程。同时，还带动了香港及九龙的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27个机构相继发表护产宣言或通电起义，影响很大。毛主席称赞两航起义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确是有其深意的。

两航起义之后，留在香港的有价值数千万美元的71架飞机和大量器材，我们本想尽快运回国内，用于发展新中国的民航事业，但国民党政权在港英当局纵容下，采取种种卑劣手段进行破坏和阻挠。后来，国民党政权鉴于英国政府即将撤销对它的承认，以一纸协议将两航留港资产非法“卖”给美国人陈纳德和魏劳尔经营的空运大队。英国的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无耻地将属于中航和央航留港的资产判给了陈纳德的所谓“民用航空运输公司”，被其用军舰掠夺而去。这期间，两航起义留港员工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进行了3年之久的护产斗争。大家组成纠察护产小组，日夜守卫飞机、厂房和仓库，捍卫起义成果。经过多方通力合作，截至1952年底，我们共运回航空器材约15000箱（件）、汽油3600桶，以及其他大量物资设备，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回到内地后，我先后在广州民航局、武汉南湖机场、北京西郊机场、中苏航空公司乌鲁木齐管理处、兰州中川机场工作；1980年调到民航总局机务工程司，先后担任副总工程师、副司长；1987年底，作为我国常驻国际民航组织副代表兼航行委员会委员赴加拿大工作，1992年退休。我的一生是与民航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见证了新中国民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抚今追昔，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参加了两航起义。这么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没有忘记我们为新中国民航事业所作的贡献，每年都安排人慰问我们这些老同志，每10年还要专门召开座谈会进行纪念，我们深感欣慰。我本人表示感谢！

如今，我国民航有了长足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深信，只要我们始终不忘两航起义的初心，继续发扬热爱国家、热爱事业的精神，就一定能够实现民航强国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纪念两航起义70周年座谈会，我作为一名两航起义人员代表能够参加，感到十分光荣和高兴。

70年前，1949年11月9日清晨，原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12架飞机弃暗投明，从香港飞往北京、天津；同日，两航的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这是轰动中外、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毛主席赞之为“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

起义以来，我在民航系统工作了50多年，目睹祖国民航的快速发展。1950年“八一”开航后，我在中国人民航空公司工作，记得当时北京西郊机场只有区区十几架飞机（大约是民航运力的一半）。据资料记载，那时全年大约运了1万名旅客。上世纪末，我在退休前亲手接了能载客400人的波音747飞机。而如今，全国有数千架这样的大中型飞机，中国民航的发展真是神速。据统计，2018年民航旅客运输量超过6.1亿人次，和1950年的1万人相比，已超6万多倍，真是突飞猛进，不可同日而语。

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曾有机会参观美国几家航空公司的机务管理（联合、泛美、西北等都是大航空公司），当时深感两国民航差距大、难赶超。而如今，经过几十年拼搏奋斗，中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已连续14年稳居世界第二位，中国民航飞行安全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这真令人振奋！

最后我想说，我有一个梦，我们维修了一辈子飞机，美国的、英国的、苏联的，真希望有机会坐一次我们中国自制的C919大型客机，亲身感受祖国的强大、民航的发展。2017年C919已开始试飞，希望它早日投入正式运输飞行！

1949年11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原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毅然起义，回到新中国的怀抱，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我的父亲罗青长作为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主要助手之一，参与了策动两航起义的全过程。

当时，周恩来同志把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李克农部长负责，由我父亲具体承办。在领导体制上，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决策层”是周恩来、李克农，后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也参与了。“指导协调层”主要是我父亲和空军参谋长王秉璋等人，负责上情下达、组织协调、穿针引线等工作，也负责技术保障工作。“具体实施层”由三部分组成，包括张唯一、朱汉明等，香港地下党张铁生、乔冠华等，两航的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等。

起义的背景是，上海解放后，华东军管会航空部部长蒋天然同志在接管两航留守机构时，了解到蒋介石集团正在胁迫两航人员参加内战或飞往台湾。而两航的刘敬宜、陈卓林尚在犹豫不决，举棋未定。陈毅、粟裕认为我党可以争取他们。于是，中共华东局给中央军委写了《争取两航公司的工作报告》，提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建议。

当时，南京、上海相继解放。蒋介石逃到大西南，在重庆、成都召开军事会议，妄图凭借西南的崇山峻岭，负隅顽抗。但是，国民党空军的运力显然不足，需要借助两航的力量。周恩来同志从战略全局考虑，决定切断国民党空运补给线，使国民党西南残余部队陷于孤立无援的困境。而要达此目的，关键的一招是策动两航起义。

8月，周恩来指示上海的吕明同志和中央航空公司的副总经理查夷平先生到京，向他们交代了任务，并让他们给刘、陈两位老总传话，“欢迎刘、陈两位总经理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新中国的民航一定会超过两航的规模”。随后，周恩来同志日夜关注两航起义的进展，我父亲几乎每晚都要到总理那里去汇报一次情况。两航起义的部署有不少电报是周总理亲自起草或签发的。

1949年11月9日一早，12架飞机飞离香港，宣布起义。留港人员、飞机、工厂等由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等负责，进行了护厂、护产运动。乘坐“空中行宫”飞到北京西郊机场降落的有刘敬宜、陈卓林、查夷平、邓士章、吴景岩和吕明等人。当晚，周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刘、陈两位老总及随行人员。出席的有聂荣臻代总长、李克农、刘亚楼、交通部部长章伯钧、王秉璋和我父亲。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电贺两航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以及两公司员工，称赞两航起义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周总理、李克农部长发电表彰了参与策动两航起义的有功人员。11月15日，周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了起义北飞的全体人员。

1949年11月21日，蒋介石集团通过港英法院控告起义员工，将两航留港飞机70余架和财产冻结。为了与港英当局斗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民航局局长钟赤兵的名义，于1950年1月13日委派刘敬宜、陈卓林负责接受两航在香港的一切财产。经过各方艰苦努力，陆续将两航在香港的2000多人送回内地工作，迁回发动机翻修厂一个、电讯修配厂一个，一大批器材、设备、车辆及飞机零部件被运回内地。至此，两航起义胜利结束。

两航起义是一次爱国主义壮举，其重大意义在于：

一是推进了全国解放进程，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灭亡。当时，两航起义切断了蒋介石对西南的空中运输，这就等于切断了他的空中生命线，促使四川起义，国民党要员、将领、特务都成了瓮中之鳖。两航起义进一步动摇了国民党军队的军心士气。11月15日贵阳解放，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9日昆明解放。

二是起到了示范效应，促使国民党驻港机构纷纷起义。两航起义发生后，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在港机构及招商局、交通部港九储运处、中国银行等相继起义，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统治集团。

三是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奠定了技术和人力基础。两航的飞行、技术、管理人员以后都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的骨干，北飞的飞机都是当时的主力机型，发动机翻修厂发展为太原221厂，电讯修配厂发展为总参天津第三电讯厂，运回的大批飞机零部件为新中国的民航事业提供了技术、物资储备。

更重要的是，两航起义人员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爱国主义的榜样，他们是穿着西服闹革命的。他们在香港的生活优越，衣食无忧，许多人还有洋房、轿车。但他们不满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不愿给国民党当内战工具，毅然决然返回祖国怀抱，表现出崇高的爱国情怀。

在这里，我们更加缅怀敬爱的周总理为开创我国的民航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他不仅亲自策动了两航起义，为新中国的民航事业奠定了基础，而且带领我们自己的飞机飞向世界，开拓我们自己的民航航线。1965年，周总理出访非洲，我父亲随同。周总理在专机上同机组人员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航飞得最远的一次，我们一定要飞出去，我跟你们一起来实践！”那次远航归来，飞越喀喇昆仑山时，周总理兴致很高，带领乘务员一起高唱《红梅赞》，“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这是周总理的心声，也是中国民航全体员工的心声。

今天，我们不由想起了当年周总理所说的“新中国的民航一定会超过两航的规模”，也让我们不由想起在开国大典上，我们参阅的飞机不多，为了使场面更加壮观，周总理让飞机两次绕场飞行。看到今天的民航，看到今天的空军，看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大阅兵，人民群众在网上不禁对周总理说，对两航起义的英雄们说：“今日之盛事，如君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