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把每一项平凡工作做好就是不平凡。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习近平

3公里，是机场跑道的长度。飞机在缓慢滑行中不断增大马力，在飞离地面之时借着风力一飞冲天，直上云霄。

1958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型民用机场——首都机场——在神州大地上破土而出。共和国开始有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民航基地。它承载着中国民航的光荣与梦想，在社会主义探索时期攻坚克难，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奋楫争先，在新时代振翅翱翔。从首都机场到大兴机场，4座航站楼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北京也进入了航空交通“双枢纽”时代。民航在发展，时代在变迁，而不变的是机场和机场人履行保障“空中国门”的神圣使命。从晨光洒下到暮色降临，每一座航站楼都静默又骄傲地挺立着，它们镌刻下独特的时代印记，写下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坐标，书写了中国民航由小到大、由大到强的伟大跨越。

整整61年了，几代机场人栉风沐雨，在跑道上留下了一串串清晰的脚印，谱写了民航人奋力追梦的华章！

陈润京

现任首都机场运行控制中心高级业务经理。1980年作为1号航站楼第一批建设者加入首都机场，40年来一直投身首都机场的建设事业。曾获2003年“民航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优秀共产党员”、“2013年度治安防控网格化管理先进人才”等荣誉称号。

陈润京：数着飞机入眠的民航“老兵”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南楼人’，用几十年的奋斗见证了3座航站楼拔地而起，目睹了祖国快速发展。虽然41年的职业生涯即将结束，但看到更多年轻人能拿过接力棒，我只想留下最美好的祝愿：愿首都机场向世界一流航空枢纽挺近，愿祖国更加昌盛富强！”

年近花甲的陈润京是首都机场股份公司一名一线工作人员，他的父亲是首都机场第一批飞机维修工人。在他懵懂之时，就与民航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0年，他在首都机场南楼出生。此前2年，也就是1958年3月2日，举全国之力修建的中国第一个民用机场——首都机场——正式投入使用。当时首都机场拥有1座1万多平方米的航站楼、1条2500米长的跑道，以及可容纳42架航空器的飞行区。

陈润京小时候常常与南楼的小伙伴坐在跑道边看飞机，这成了他们的一大乐事。“那时候，机场没有现在这样的安检环节，只有军人站岗”。

白天看飞机，晚上“听”飞机。“那时主要有伊尔-14、伊尔-18、安-24等几种大型喷气式客机。晚上睡觉前，我听着飞机在跑道上滑行的声音，就能判别出是哪个型号的飞机”。

运气碰上缘分。1979年，陈润京在民航北京维修基地做了一年学徒。1980年，首都机场1号航站楼建成，第一次面向社会招工，陈润京便顺理成章进入首都机场工作。改扩建后的首都机场是中国第一个双跑道机场，可以起降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民航客机波音747。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民航事业快速发展。“在我的印象里，1号航站楼瞬间就饱和了！”20世纪90年代，首都机场高峰时段航站楼内的旅客密度达到平均每平方米4个人。“我想，这不正是祖国民航业快速发展的重要体现吗？做大做强民航事业的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辈人的手上了。”陈润京说。

1992年6月，国务院批准了航站区扩建工程方案。1999年，2号航站楼正式建成。到了世纪之交，首都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再次猛增。为了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首都机场进一步扩建已迫在眉睫。

3号航站楼总面积98.6万平方米，相当于1号与2号航站楼建筑面积总和的2倍，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单体航站楼。

2007年3月，经验丰富的陈润京第一批被调入3号航站楼，担任物业管理模块业务经理。物业管理模块涵盖的环境保洁、消防安全、工程管理等方面，涉及的均是航站楼内最基础的设备设施。

一夜之间，从建设者手中接过来，要实现从建设到运营的转变是摆在他面前的一大难题，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对于接收，我没有想过失败，因为我们不允许失败。”陈润京说。

“以前的航站楼10分钟就走遍了，现在一个小时还没走遍”。作为业务经理，他必须熟知3号航站楼里的每一个角落。陈润京不顾腿部疾病的折磨，每天都要在航站楼里走几个来回，“方方面面都要检查。有没有安全隐患，工程有没有遗漏，哪些地方还需要改造……”

那段时间，他吃和睡都在航站楼里。白天的工作基本要到次日凌晨才能结束。活儿干完了就在办公室里睡一会儿，醒来后接着干。“不能耽误工作。”陈润京感叹道。

当时首都机场提出，发现问题就是成绩，解决问题就是提升。每天大家忙完手头的工作，陈润京就组织开总结会。“当时有一张大表，上面有几千个待解决的问题”。正是通过这种“地毯式”发现问题的方法，再逐个解决，最终保证了3号航站楼以完美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3个多月内，陈润京参与了50余次谈判，撰写物业合约14份，清点了近1700套用房，仅接收的钥匙就有5000余把……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常跟年轻的同事说，需要我就说一声。大兴机场航站楼我真喜欢，我想第一批去工作，我还想继续发挥我这颗老螺丝钉的作用咧！”

这位民航“老兵”说，正是有公司和团队的支持，才有他现在的工作成绩。他对民航深厚的感情都凝聚在工作中的一件件小事、一个个细节中。“我生长在首都机场，舍不得离开。尤其到了晚上，听不到飞机起落的声音，我还真睡不踏实”。

黄迪

首都机场股份公司航站楼管理部专项业务提升经理。曾获2011年首都机场第一届“中国服务之星”称号、2014年ACI亚太区杰出青年管理人才奖一等奖等。

黄迪：“第52枚金牌”有我们一份

“从2006年加入首都机场股份公司以来，很荣幸能成为3号航站楼开航、奥运会与残奥会保障的亲历者和见证者。12年，我参与了首都机场的建设，见证了中国民航的飞速发展。我们的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服务质量连年攀升。这既是荣誉，也是作为一名民航人必须承担的追求。”

很多年以后，每当黄迪站在办公室窗前注意到有飞机划过天际时，都会想起3号航站楼正式开航前那个灯火通明的夜晚。

2008年2月29日，3号航站楼开航在即，仍有很多项目的建设还在进行。“我们不停地走，盯住所有正在建设的项目，确保它们如期竣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项目一个个完工，黄迪和大伙儿的神经却一直紧绷着。直到第一架飞机真正运行，所有人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

“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瓜熟蒂落的一个婴儿”。3号航站楼开航前夕的黄迪正是这样的心情。作为3号航站楼投运的见证者、参与者，黄迪从天津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成长为首都机场股份公司航站楼管理部专项业务提升经理，永不褪色的红心已经跳动了整整12年。

所有故事都有开头。2007年10月，首都机场发出支援航站楼建设的动员令，黄迪第一时间就报名了。“3号航站楼建设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工程，能够投身其中是非常荣耀、自豪的一件事”。

第一站，黄迪被分配到东区管理部物业管理模块。黄迪回忆说，在刚接收时，航站楼内像工地一样，各项工作千头万绪。按照计划，距离正式开航只有5个月的时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工地变成一个能够服务旅客，同时要震惊世界的航站楼，对整个接收团队来说是巨大的挑战。

时间紧，任务重。“团队从上到下都有一种精气神。”黄迪说，“我的师傅陈润京是个责任心极强的老民航人，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他穿坏了3双布鞋。航站楼面积近100万平方米，需要用脚步丈量。”

这种迎难而上的精神也时刻鼓舞着黄迪。那年冬天分外寒冷，机坪上呼啸而过的是刺骨的寒风。有一天，部门接到任务：对所有廊桥进行物理锁闭。天色已晚，气温骤降，黄迪和同事们二话不说就开干了。黄迪至今记得，“那晚的风实在是太猛烈了，手和脚都冻得没了知觉。但是到了次日三时半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所有人依旧精神抖擞，真有‘战罢犹正酣’的感觉”。

开航前演练，首都机场不少员工家属报名当志愿者，为了一睹这座当时国内最恢宏的航站楼的芳容。黄迪也用一部具备拍照功能的手机拍下了一张张照片——清晰度有限却记录了这片留下汗水和足迹的土地，也永久地留住了这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千呼万唤始出来，那个早就确定的日子如约而至。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首都机场起降航班已经很少了，但黄迪和同事仍驻守在航站楼里。18时许，他们又仔细检查了一遍，在确保不出任何问题后才坐上刚刚开通20天的机场快轨，打算进城找一个地方边吃饭边看开幕式。当他们走进东直门一家饭店时，电视上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正用稚嫩的声音唱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彼时，黄迪他们的眼眶都湿润了。

开幕式在继续，29个巨大的“脚印”从永定门沿北京的中轴线向奥运会主会场鸟巢走来。一段凌空飞舞的焰火表演，又何尝不像翱翔蓝天的机组飞行秀呢？这些荣耀与梦想的背后，又承载了多少民航人夜以继日的坚守与奉献？2008年，首都机场圆满完成了北京奥运会的重大航空运输保障任务，创造了“零事件、零事故、零投诉”的纪录，北京奥运会“第52枚金牌”颁给他们，实至名归！。“这样一个全球共襄盛举的赛事，我们真的参与其中。第52枚金牌，有我们一份！”黄迪自豪地说。

牧彤

现任中国民航机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规划设计总院总规划师，曾参与设计上海浦东、广州新白云、重庆江北、南京禄口、厦门翔安机场等。2002年，牧彤参与了首都机场东扩工程的立项工作。2006年，牧彤参与北京新机场建设项目。他参与的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工程、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迁建工程项目获得全国优秀工程设计项目金质奖。

牧彤：捅破思维的窗户纸

“在中国民航快速发展的20多年里，能在民航机场规划设计总院从事机场规划设计工作，参与很多大项目，是我的荣幸。下一个10年将是我国站到世界民航业前列的关键阶段，希望能与新老同行们一道前行、共创未来。”

1995年夏天，毕业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牧彤来到中国民航机场建设工程公司总体规划设计部工作。看着办公桌上摆放着当时并不普及的电脑，资料室里有一本本国际航空技术标准手册，他满心欢喜：“我投身了一个国际化程度相当高的朝阳产业。”

工作没多久，牧彤了去福州出差的机会。从单位挤一辆小面包车抵达首都机场1号航站楼，他好奇地张望。“外面视野开阔，一进门熙熙攘攘，连窗台上也坐满了人。”牧彤心生疑问，“机场比火车站档次高，怎么也这么拥挤？”

“上了飞机感受还是很好的。空乘微笑相迎，训练有素”。在高空中，牧彤品尝了具有北京特色的航空餐。“空乘耐心的态度和亲切悦耳的语调，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就是民航服务应该有的样子吧。”牧彤说。

飞机抵达福州机场，刚接地飞行员就打开反推力装置、急刹车。“第一次坐飞机，人有点儿蒙。”牧彤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说，“旁边的老同志笑着对我说，小伙子，感受到了吧！福州机场的跑道有点儿短，我们就是来给他们修更大的新机场的。”牧彤与国内大型机场的缘分就是从那一刻起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在闲暇时，牧彤喜欢浏览全球各大机场的卫星图。对牧彤来说，选定一个机场，放大、缩小、测量尺寸，细细琢磨，这个机场的平面布局就已了然于心。

工作24年，牧彤参与了上海浦东、广州新白云、重庆江北、南京禄口、厦门翔安机场等大型机场的规划设计工作。“头几年，每次从首都机场1号航站楼出发，都可以看到旁边的2号航站楼正在建设。紧接着，年旅客吞吐量连年递增，3号航站楼的建设规划也很快提上日程”。

2002年，牧彤参与了首都机场东扩工程的立项工作，负责论证枢纽机场建设的必要性，比选建设第二机场与本场扩建。3号航站楼建设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项目，将机场的格局和品质都提升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3号航站楼设计简单，但适用性很强。比如它的捷运系统，线路两端通过爬坡平层衔接旅客流程。旅客坐上小火车，阳光从上面照下来，看窗外的风景变换，是一种很好的体验。”牧彤说。

大国要有重器，一流国家需要一流机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首都北京建设一个全新的超大型国际机场势在必行。2006年，牧彤参与了北京新机场建设项目。“对标世界级枢纽，要建一个旅客喜爱、市场成功、使用方便、着眼未来、潮流现代的新机场，这是实现民航强国梦想的重要拼图。”牧彤道出了在规划时的初心。

当时从选址到立项再到规划，建设者身陷两难境地。一方面，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首都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位，并持续保持较快增速；另一方面，如此大体量和复杂的机场规划，在国际上是绝无仅有的。

“‘孩子’还没出生，‘家长’都很谨慎”。由于新机场的规划建设牵涉到方方面面，有关单位都非常慎重。“但指挥部对我们的工作充分授权，这意味着我们有很大的施展空间，也代表更大的责任。制订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方案是我们的重要工作”。

那段时间，牧彤食无味，寝难安。夜里躺在床上，他对着天花板构思新机场的空域条件、地物关系、跑道构型、综合交通等，反复斟酌各种可能的选择。“所有材料都装在脑子里了，翻来覆去想的只有新机场这一件事”。

“中国需要一个这样的机场！”经过无数次思想交锋、数据分析、方案比选，民航规划设计总院作为机场规划设计的“国家队”，完成了这份答卷：近期规划“三纵一横”4条跑道，满足7200万人次年旅客吞吐量需求；远期规划7条跑道，满足1亿人次以上需求。

“民航业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我们不能在思维上给自己设置天花板”。多年来大型机场发展历程说明，那些所谓的天花板有时只是薄薄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庞大的数字并不是问题，背后的理念、技术、方法才是托举起民航强国大厦的四梁八柱”。

新机场项目的可研报告于2014年9月4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接下来的工作进入全速前进的状态。回想起2006年，选址项目组乘越野车踏勘永定河北岸这片土地时的情景，牧彤说：“有种一马平川的感觉，路边成排的行道树，羊群散落在田野，平原上均匀分布着村庄，场地条件非常好！”

“既然必须向前走，就要大步迈出去。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才会形成动能，将越来越不一样。起码大兴机场的规划方案目前来看不落后。”牧彤淡淡地笑了。

5天前的北京，天特别蓝，中轴线正南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中国民航报》、中国民航网 记者田以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