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邓福庆为学生讲解发动机构造。
“我一直觉得爷爷没有走,他就在天上的某个地方看着我们。在我累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给我加油鼓劲儿。”邓宇鹏说。
2016年,参加过两航起义的93岁高龄的邓福庆教授,走完了自己平凡又传奇的一生。今年,他的大儿子邓明从中国民航大学科技处教师岗位上退休,一家三代的蓝天接力棒交到了邓老的孙子邓宇鹏手中。
这一家人的民航故事要从解放前说起。当年,从中央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毕业的邓福庆,靠着一封写给中航总经理刘敬宜的英文自荐信,叩开了中航的大门。
1949年11月9日,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发生,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12架飞机从香港向北,飞抵北京、天津。同日,这两家航空公司的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新中国的怀抱。彼时才26岁的中航初级工程师邓福庆,拒绝了高薪留在香港、台湾的诱惑,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加入起义行列。
从此,邓福庆的命运便与新中国民航牢牢地连在了一起。
从1950年初次走上讲台,到2001年离开中国民航大学教师岗位,邓福庆与民航科教事业的情分跨越了半个世纪。
在初登讲台时,由于老师少,邓福庆开过很多门课,既有他的老本行机械原理、汽车学,也有基础课,比如高等数学、化学、英语。他的英文底子好,大量的英文书籍、资料成了他的老师,让他很快成长为一名比较成熟的机务教员。
在51年教学生涯中,邓福庆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民航科技进步奖、全国民航优秀教师等荣誉。但他看得最重要的评价,是中国民航大学众多毕业生的口碑。
“邓老师专业水平高,既能讲课又会实际操作。他上课从不点名,但是每名同学都愿意来听。”邓福庆的学生、现任民航大学航空器维修执照考管中心主任的朱蓬杰说。作为1979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还记得当时班里的同学年纪、水平差距很大,“但是在邓老师的影响下,我们的英语水平和专业水平都提高得很快”。
朱蓬杰说,邓老师特别严谨,一次有个学生把一个小垫片儿掉在了草丛里,为了保证飞行安全,邓老师愣是带着大家连午饭都顾不上吃,找了好久才找回来。“我们对老师都是打心眼儿里佩服”。如今,朱蓬杰与同学们都已走上了民航的重要岗位,以严谨认真的态度确保民航安全,是邓老师给他们上的最重要的一堂课。
“我的工作太普通了,但我父亲真的不容易。他精通英语、俄语,摆脱各种阻挠回到祖国的怀抱,是我们的榜样。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机会去父亲曾经待过的内蒙古磴口县,感受15年前父亲的兵团生活。当时在磴口县火车站,一阵风刮过,满嘴都是沙子。可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父亲发明了脱粒速度是当时标准机器3倍的脱粒机。”邓明说。
从小生长在民航大院里的邓明,儿时最深的记忆就是有飞机飞来的时候会升红旗,他就到跑道边上去看飞机。1994年,邓明成为民航大学的一名老师,此后一直在科技处学术交流与管理科从事学术交流管理和科研项目的立项、成果评价、奖励、推广等管理工作。
邓明为人低调,但谈起父亲和民航,他整个人都变得灵动起来。
“我儿子受爷爷的影响特别大”。儿子小时候,邓明和爱人工作比较忙,每天都是爷爷去接邓宇鹏放学的。
“爷爷,变压器是怎么工作的?”
“爷爷,发电厂为什么会冒烟呢?”
面对孙子的“十万个为什么”,爷爷总是信手拈来。闲来无事,爷爷还会带上孙子一起去机场看飞机。慢慢地,一颗民航的小种子在邓宇鹏的心底悄然埋下。
2008年,邓宇鹏本科毕业就进入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Ameco)工作。2013年,他被评为国航股份公司劳动模范。对于邓宇鹏的专业能力,他的徒弟杨正义竖起了大拇指:“在工作中,我们经常需要去一页页翻手册,但我师傅查找得非常快,他已经把重要内容都记在脑子里了。”
邓宇鹏说,这就好比查字典,因为经常翻,每个故障说明在哪页都一清二楚。他现在是北京基地附件/起落架大修产品部工程师,每天都要接收二三十件故障设备,短的只要两个小时就能修好,长的则需要半个月甚至更久。
邓宇鹏对维修的热爱可以用“痴迷”来形容。晚上九十点钟,首都机场中跑道西侧一栋小楼四层办公室的灯经常还亮着,那是邓宇鹏在搞技术攻关。他甚至在家里弄了一间维修室。在每个孩子睡着的夜里,他都要打开维修室那盏小台灯,沉浸在拆拆修修的世界里。
三代民航人,难舍蓝天情。
在邓福庆曾经生活的房间里,现在还挂着一幅画,画中一个风华正茂的男子,身着浅色西装,面带微笑地看着前方。邓明说,那是父亲当年在香港凝望大陆的情景。
倏忽七十载,弹指一挥间。邓福庆还在凝望,凝望他的儿子与孙子,凝望着他奉献毕生的中国民航行稳致远,越飞越高。(《中国民航报》、中国民航网 记者高雅娜)